平心而论，没有一支军队的指挥官不希望自己的军队能做到令行禁止、秋毫无犯，这不仅是政治上的需要，也是战斗力的重要保证。当日军士兵都敢偷盗司令长官的战马时，冈村宁次也只好叹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他虽然发布了大量标语训令，但是也只能在日记中感叹：“‘讨蒋爱民’的标语到处张贴，但毫无实效。”
日本式作秀
其实，冈村宁次所没有提及的是，日本军队在1900年的北京与1937年的南京，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形象落差，还在于1937年他们并没有观众，而1900年他们必须向全世界汇报演出。
早在6年前的甲午战争时期，日本朝野就十分注重国际形象的塑造。战前，日本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发表《日清战争是文明和野蛮的战争》，认为日本是以“世界文明的进步为目的”，因此这场战争“不是人与人、国与国之战，而是一场宗教战争”。日本另一位启蒙思想家植村正久则认为“日清战争的真正动机，是新旧两种精神的冲突。为了迈入新文明，日本即使在流血，也要扬眉吐气地向天地神明告白我们的国策。”这种认识，成为日本思想界的共识，进而在国家宣传工具的推动下，成为全民的共识，日本给自己赋予了亚洲解放者和文明传播者的光彩外衣。在日本明治天皇的对华宣战诏书中，就有 “求文明之化于平和之治”这样的“导语”，立论上远比光绪皇帝的宣战诏书要堂皇高远得多。日本甚至秘密聘用了西方著名记者，为其执掌外宣的尺度，从而赢得了西方媒体几乎一边倒的支持，“美国公众毫无疑问同情日本，一般认为日本代表着亚洲的光明和进步。”(美国《亚特兰大宪政报》，Atlanta Constitutions)。
在甲午战争的初期，日本军方还是秉承传统习惯，拒绝西方记者随军采访，但随后就改变策略，接受甚至主动邀请西方记者随军，并且在欧美各国建立了新闻策划和发布中心。这些努力十分奏效，甚至在日军进行了惨绝人寰的旅顺大屠杀后，西方媒体普遍为其进行辩解、开脱，以至于揭发屠杀真相的美国记者倒成了孤家寡人。日本人也十分见机，当他们攻陷另一大军港威海卫后，一场日本式的“行为艺术”开始了：日军的战地红十字会给受伤的清军提供医疗服务，并释放了所有俘虏，还给他们发放了两天的食物，欧美记者们写下了这些“感人”的细节。对于战败自杀的丁汝昌，日本则给予了很高的礼遇，准予北洋军舰康济号在北洋高级军官们护送下，载运丁汝昌的灵柩离开威海。美国也有记者怀疑，既然日军如此优待俘虏，为何被日军收容的清军俘虏并不多——当时战场上清军投降者很多，但日军多数前线部队为免“麻烦”，实行的是“不留俘虏”的政策，就地处决，这在当时日军官兵的从军日记中有大量记载，但这些记者的怀疑，被淹没在了如潮般的对日本军队的好评中了。(参阅雪珥著作《绝版甲午》，文汇出版社)
光绪二十七年的庚子巨祸，晚清几乎折腾完所剩无几的精气神，庙堂之上自诩清流之众，被打脸打得最凶，十余万清军不敌二万余人的联军，黄粱一梦在洋人的枪炮中烟消云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