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总结出，日军的军纪比八国联军时下降的表现是：一、对上级的服从性下降(表现于犯罪统计、言语态度、敬礼等)；二、性道德下降(表现于强奸、随军有慰安妇)；三、公共道德更加缺乏(为图省事，将送往修械所修理的武器弃之路旁；偷盗其他部队的马匹成风；侵占送往前方的慰问品等等)；四、干部有犯强占、收贿者；五、有借口处理麻烦而杀害俘虏的野蛮作风。
冈村宁次认为：“我们身为指挥官，固然责任重大，但大部分士兵是从内地社会直接到战场上来的，所以社会的责任也很重大……现在大部分官兵并非现役，一般都是应征后立刻上阵，因此，与其说是军队之罪，莫若说是日本国民之罪。”他认为，日军的暴行，暴露了日本国民的劣根，如“缺乏公共道德、消息闭塞、对国际事务缺乏理解、缺乏宽容和怜悯弱者的仁义教养等”。
在冈村宁次看来，战争的扩大化、长期化，导致了兵员得不到及时补充，官兵得不到及时的培训，军队整体素质大为下降。而冈村宁次的参谋长宫崎周一中将则一针见血地指出：“服兵役中的好兵，在家时也是良民。好兵是由良民培养出来的。因而，士兵的非法行为，特别是军风纪的涣散，可以说是国民伦理观念下降和忽视教养的反映。维持严明的军风纪，当然主要依靠部队本身严格切实的指导与监督，但与直接掌握兵员的下级干部的素质，有着重要关系。”
根据宫崎周一的分析，八国联军入侵及日俄战争时，日军官兵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现役兵，各级军官也都是长期服役的职业军人，因此，“保存了团结服从以及军风纪各方面的优良风习”。但在二战中，因为战争扩大，军队数量急剧增多，“传统的优良风气越来越少，新建或改编的部队，有如掺水的酒，军队传统的优良风气丧失殆尽。特别是应征的下级干部，除个别人外，在觉悟、信心及知识能力等方面，多数都不够格……”他甚至将矛头直指当时的日本社会风气，认为是日本受到了“资本主义”的严重侵害：“日清(甲午)、日俄之战，关系到国家兴衰存亡，当时全国军民举国一致，斗志昂扬，成为强大的精神支柱。但是，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特别是中国事变(七七事变)后，随着国家财政的庞大化，资本主义弊端到处泛滥，黑市盛行，社会上好人受难，在这样的社会里要想得到优秀的士兵，无异缘木求鱼。”
光绪二十七年的庚子巨祸，晚清几乎折腾完所剩无几的精气神，庙堂之上自诩清流之众，被打脸打得最凶，十余万清军不敌二万余人的联军，黄粱一梦在洋人的枪炮中烟消云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