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下麻痹，对日无备且一片混乱

战前，清廷对日警惕不足，更不了解日本一战决心，后果是举凡指挥体系、兵役制度、装备更新等各个方面均逐渐被日本抛在身后。对日本，清廷出现致命的误判。对日情报为零而日本却派大量间谍掌握了清的上下军情，还窃得清的密码，使清对日单向透明。

清廷中负责对日防务、意见建议能够左右枢机对日决策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低估了日本一意发动战争，侵略中国的野蛮决心，一厢情愿地认为日本不会开战，一误再误，枢机中也无人能予以匡正。

朝鲜危机出现，驻日大使汪凤藻、驻朝商务大臣袁世凯密报日本正在增兵求战，李鸿章仍主观地认为日本首相“伊藤尚明大局，不致嗾韩匪起事”，“伊藤与吾交好，非虚伪”，日军却大举入朝，占据仁川、汉城一带战略要地，做好了先发制人的准备。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局，清廷一开始表示震惊，但又认为日本只是“造声势”、“争体面”，仍做着完全凭外交手段退敌的迷梦。此后，随着日军的步步进逼，前线将领提出“事至今日已无可闪避，不如制敌先机，予敌人以迎头痛击，挫其锋锐”，但李鸿章却给提出先发制人建议的人记过处分，认为“日本添兵，虽谣言四起，并未与我开衅，何必请战。”

清廷指挥决策层对战略形势的误判，到了如此荒谬可笑的程度，战争的布置准备也就可想而知。正如当时美国驻华大使田贝在致美国总统的秘密报告中指出的那样：“中国以完全无准备状态卷入战争，乃史无前例。”

直到战争爆发，清廷仍对战争全无设计和谋划，既没有一套应付日本进攻的战争构想，更没有制定出应付各种可能情况的作战预案，战略指挥完全是反应式的，战争动员、兵力布势、后勤保障处处后于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