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战首战成欢之战时，清军到达朝鲜的兵力不及日军机动部署兵力的一半，首战即寡不敌众，对后续入朝部队的兵心士气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平壤之战前夕，清朝才急忙急脚地大量招募新兵，充实兵力，这些新兵连开枪开炮的基本的训练都没有时间完成，作战表现不难想象。平壤之战爆发时，清军本应运抵前线的大量后勤物资还滞留国内，成了平壤守将不敢与日军相持的重要原因。

二、内部派系林立，互不支援

战略指挥应该做到的高度集中统一，由于清内部政治斗争激烈，军队又派系林立，清廷根本就做不到，在战场上多次形成了日军力量集中，清军力量分散的不利局面。

鸭绿江之战，因为作战部队来自于八旗练军与勇营两个系统，清廷只好将防线一分为二，由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和四川提督帮办北洋军务宋庆分别负责。

山东半岛作战，清廷在同一战场上委任了两个战区指挥官，北洋大臣李鸿章负责海军基地威海卫防卫，其它陆上作战则由山东巡抚李秉衡调度。李秉衡是李鸿章的政敌，对李鸿章护卫后路的支援要求各种敷衍拖延，很有作壁上观的嫌疑，导致威海卫守军在战争期间，一直是独自与优势兵力的日军对抗。

在战争期间，由于李鸿章、刘坤一等战略指挥员信心不足、军队野战能力差、战术战法保守等原因，清军实际上采取的是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违背了战略指挥应牢牢把控主动权的基本原则，一再在战场上陷入以寡敌众或坐困危城的被动局面。

在朝鲜战场上，李鸿章要求“先守定局，再图进取”，入朝各军听令株守平壤孤城，不主动出击，将战场主动权拱手让与日军，在后勤不继的情况下失败只是早晚的事情。

在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抗登陆作战中，清军同样实行单纯守点、分兵把口的消极战法，完全没有集中必要力量实施机动阻击的布置，被日军以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是必然结果。且淮军是李的私家军队，对军阀来说军队是其根本，没有了军队也就没了一切，观淮军的表现大有弃地保军之嫌，因而才会有一触即溃或者望风而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