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思想素质上的缺陷，清军官兵严守纪律、服从指挥、顾全大局的意识非常淡薄，在缺少利益刺激的情况下和挫败恐惧的压力下，很容易丧失斗志，甚至溃乱哗变。

而那个时代清军的领导层，除湘军创始人曾国藩以外，似乎也一直没有认识到思想教育和改造对军队建设的重要性。他们维持士气的唯一办法，就是晓之以利，靠斩首一人赏银多少，命中一炮赏银多少这样粗陋、直接的物质利益刺激来集结振奋人心。

即便以曾国藩的嫡传大弟子、得意门生自居的李鸿章本人，也没有意识到曾国藩在军营中进行经常化思想教育的意义所在。他在军队建设上，关注得更多的是武器装备和战术操法，部属只要能打仗，其它的包括贪污受贿乃至刚愎犯上都可以优容。

领导层对思想素质改造的忽视，又进一步加剧了清军官兵素质的败坏，让他们变成了一群目无法纪的骄兵悍将。

另外，将领们在战场上协同作战时门户之见严重，不是同一个系统的就不协作配合，而且在同一系统内还分小派系，对于上级明确的指挥员，只要不是同一派系，就公然不服从调度，即便是同一派系，也要一争高下，互不服气，活脱脱就是国民党军队的前世版。

直隶提督叶志超在被任命为平壤前敌指挥官时，知道卫汝贵、左宝贵、马玉昆、丰升阿等其它各路将领不会听自己的，只好哀求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一个从未上过战场的文人，代表李鸿章上前线督军。

其实这几位将领，除了丰升阿属八旗系统之外，都出自淮军，叶志超和卫汝贵还一直在李鸿章麾下共事。而士兵们则纪律荡然，稍有机会就扰民害民，杀人抢劫强奸放火，无恶不作。作战其实较为得力的盛军统领卫汝贵在兵败平壤后遭到清廷处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李鸿章的政敌抓住了盛军军纪败坏的辫子，得以借惩处卫汝贵来打击李鸿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