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壤之战，清军防守平壤的兵力为11000人左右，而日军兵力为16000多人。鸭绿江之战，清军名义上的总兵力达到28000人，但实际上参战的只有20000人，只有日军30000的三分之二。到鸭绿江之战时，李鸿章眼中的能战之兵，已大多投入战斗，其中机动作战兵力已经在第一梯次全部投入朝鲜战场，原本防守炮台的兵力不得已也抽调了大部参与了鸭绿江之战。

其后的战斗，与日军作战的多数清军都是仓促募集的新兵，这些人没有时间经过充分的训练，连枪炮响声都怕，其实不能算作有效作战兵力，反倒带来了巨大的战场控制和后勤保障麻烦。就算把新兵算作有效兵力，日军进犯大连、旅顺时，清军防守兵力仍不及日军。直到日军深入辽阳之后，陆续聚集的清军才开始在数量上超过日军。

但此时清军精兵和重武器消耗损失殆尽，光谈数量意义已经不大，比如海城之战中的主力湘军，只不过是起用一些湘军旧将在湖南重招募的兵勇而已，与太平天国战争时的湘军其实没有什么关系，不是能战之兵，这也是清军四次反攻海城不能得手的重要原因。

清军兵力在辽东战场处于弱势，在山东战场也是同样的问题。日军在山东登陆的兵力34600余人，但清军驻防兵力只有22200余人，并且分别听命于北洋大臣李鸿章和山东巡抚李秉衡，原本就单薄的兵力经分散在作战中更加弱势。日军在攻克北洋水师基地威海卫的作战中，始终面对只有淮军的8000人，而李秉衡手下的兵力龟缩在烟台以东，没有一营一队前往救援。

四、官兵能力素质差距

清军官兵的思想素质极低。战斗素质来源有三：对国家民族的认同和效忠;一定的经济物质和思想素质基础;武器的精良和严格的训练;而清军这三点都缺乏。

当时的民众国家民族意识十分薄弱，没有国家民族概念，且国是皇上的，不是自已的;在经济上，当时的国民大多处于赤贫状态;大多数国民没有机会受教育，目不识丁。他们之所以参军，所追求的不过是当兵吃饷，升官发财而已，谈不上有任何职业理想，也没有忠君爱民、保家卫国的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