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的是，“火红年代”非常短暂。根据何家驹所言：

“香港的学生运动真正能够担当起社会运动的先锋角色的，事实上仅有由七零至七三年之三数年……七三年后，学运便逐渐转移内在化于学界内......七六年……后，学运的热潮迅速冷却下来，虽然经过金禧事件和艇户事件的一番挣扎，学运还是一蹶不振；最后，香港的学生运动随着七十年代的终结终于淡然地消失于历史的舞台上。”（《序言》，《学运春秋——香港学生运动》，1982年，页4）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学运维持很短暂，但当时的学生非常支持社会主义。当时的社会派学生领袖曾澍基教授明言：“中国由一个贫穷落后的破烂摊子，发展至现今初步昌盛繁荣的社会主义社会，其间实在经历了不少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论是国粹派那种几乎盲目地支持，还是社会派带有批判地支持，当时的学生普遍是左倾的、拥护社会主义的，这个情况在香港的政治环境来说是相当罕见的。

民主回归：“爱国”与“民主”结合的尝试

上文提及过，“火红年代”虽然非常短暂（用昙花一现来形容也未有过），但不代表它的遗产也一并消失。“爱国”与“民主”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扎了根，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八十年代，面对着香港前途谈判，英国政府出于“光荣撤退”及往后保留英国在港势力的考虑，在香港引入选举成分，开始了香港的政制改革。

当时的学运领袖陈文鸿教授指出：“从香港的社会与政治运动来看，这个过渡期引发了民主回归的大议题。把从争取中文成为法定语文运动，和保钓运动带来的民族主义，结合到反殖的民主主义，1982年成立了论政团体：汇点。”

《汇点》由七十年代学运的社会派分子组成，他们将“爱国”与“民主”两者结合起来，形成“民主回归”路线。“民主回归派”设想，透过两地的良性互动，消除两地人民之间隔膜，达致人心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