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在抗战时期与蒋、日、伪、帮之间的特殊关系还表现在1941年调解蒋、汪对双方银行职员的暗杀上。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及客观效果来讲，处在地下状态的蒋方特工长期在上海与汪伪特工死打硬拼，进行消耗战是得不偿失无以为继的。因而此次由蒋方主动提议经过杜月笙斡旋达成罢战默契，对蒋方是最有利的。自然，这种妥协对汪伪特务来讲也是一种解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们谴责杜月笙勾结日伪也不无道理。

1945年4月杜月笙在重庆受到蒋介石的召见，命其驰赴东南，预为布置，准备抢夺抗战胜利果实。杜月笙于是赶往浙江淳安，一方面固然是想配合盟军登陆，为国民政府再作点贡献，以提高自己在战后的地位，另一方面是自感多年离沪，他的人马分化极大，再不趁早收拢，胜利之后很难在上海重新叱咤风云。然而正当杜月笙匆忙行动，急欲有所表现时，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尽管如此，杜月笙对上海抗战胜利后的一些重大善后问题，“如伪军警之处置，伪币之流通，以及严防奸宄乘机骚动，均周密策划”，并电告了蒋介石。对于国民党重返上海，杜月笙确实做了一些事情。

综上所述，在中华民族存亡继绝的严重关头，杜月笙以民族大义为重，奋起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是难能可贵的。从总体上看，杜月笙在这一时期对上海乃至全国的抗战是功大于过，有所贡献的。对杜月笙与蒋、日、伪、帮之间的特殊关系要具体分析，要从是否有利于增强中国抗战的总体实力、是否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毫无疑问，当蒋介石和帮会势力在力主抗战时与之合作是无可厚非的。不宜因存在着某些阴暗面和消极面而对这一时期的杜月笙加以全盘否定。

（摘自2000年7月19日《中华读书报》，作者：邵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