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曾说我不能成为一个好医生，但可以搞摄影”。让周幼马感到欣慰的是，他按照父亲的要求，成了一名合格的摄影师，并在宋庆龄晚年一直陪伴她整整十载，用相片记录了宋庆龄的晚年。“大家都知道她是在1981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的”，周幼马后来看了很多材料和解密的苏联档案，发现宋庆龄早在上海时，就已经是一个革命者了。1931年，宋庆龄回国给母亲办丧事的时候，就是为了解救一个被国民党逮捕的共产国际的重要人物牛兰，当时，苏联共产国际就吸收她加入了共产党。她为了帮助在江西苏区的红军，曾经让我父亲买很多的药和医药器材想办法送去；还有一些革命者从上海乘船去苏联开会，父亲掩护、送他们走，使其顺利到达苏联开会。有时候，宋庆龄打电话给父亲说，你今天不要去门诊，有一些朋友要在你那里聚会，事实上是地下党要在那里开会。父亲马上就停止门诊，把诊所让给他们。宋庆龄是我父亲成为革命者的引路人，后来，周幼马专门写了《解密党员宋庆龄》的文章纪念她。
宋庆龄晚年孤独
周幼马1971年起开始担任宋庆龄的私人摄影师。宋庆龄病重期间，他是宋庆龄寓所内唯一的一名摄影师。1981年6月4日，他护送宋庆龄骨灰到上海，参加安葬仪式。“在我逝去的年华里，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日子是担任宋庆龄的摄影师。作为她的摄影师，我真实记录了她最后的重要时刻。”周幼马说，他能感觉到宋庆龄晚年的孤独，但也能看出她内心的平静。宋庆龄晚年经常在楼上，很少下来，她有写日记的习惯，但现在她的日记还没有公开。“她非常注重穿着，衣服不多，都是一些以前留下的衣服、手包、帽子、围巾等配饰，但她每次出门，都要自己精心搭配。节俭是一方面，更多的，我感觉宋庆龄是念旧。她在国内没什么亲人，所以对旧的东西特别有感情，她有一个烟盒，已经很破旧了，甚至要用橡皮筋才能固定上。我父亲有一次去国外，专门给她捎来一个新的烟盒，但宋庆龄还是用原来的那个。”
周幼马回忆，宋庆龄晚年很少出游，也不喜欢出门，特别是“文革”时期。有时候节假日，她会被政府安排参加一些公开活动，“但因为都是安排好的，这让宋庆龄觉得很无趣。”有一次，宋庆龄饶有兴致地打扮了一番，去香山游览，“但她发现周围的游客全都是‘假游客’，整个香山都戒严了，她觉得很没意思，就说‘因为我一个人，大家都不能来玩，太没意思了’”。周幼马说，唯一让宋庆龄高兴的事情就是看电影。“宋庆龄楼上有一个放映机，可以放电影，有时候她会拿一些欧美的老电影来看，她特别高兴的时候，会邀请许多朋友，我也会受邀。看完电影，她会请大家吃饭、聊天，虽然是很简单的聚餐，但感觉她比平常健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