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生活在北京后海边四合院里的周幼马，每天的乐事是接送孙子上幼儿园。在周围邻居眼里，周幼马早已成为“老北京”，他形容自己的晚年“就是一个标准的退休干部的生活”，平时参加政协的各种活动、写写文章，逗逗孙子，觉得生活很幸福。而了解周幼马的人，都知道他和他的父亲，两代人有着非同寻常的人生经历。
1949年解放后，马海德全家迁入北京。这是五十年代初的马海德、苏菲和儿子幼马。
1943年出生的周幼马，可以算得上是在延安窑洞里出生的第一个外国人。他的父亲马海德是毛泽东的保健医生。这位生在美国，当年只是想来东方研究热带病的洋大夫，最终却成为第一个加入中国国籍的“洋红军”，从此扎根中国。他曾与埃德加·斯诺结伴走进陕北苏区，但出于保护，斯诺在自己撰写出版的名著《红星照耀中国》里隐去了他的名字；他于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医疗事业做出了贡献；他与宋庆龄有着50年的友谊，还曾因治好邓颖超的病，被称为“万能医学博士”。回忆父亲的革命生涯，周幼马感叹不已，“讲得越多，我越发觉得父亲身上那种为国家和人民奉献的精神，是我们难以企及的。”
宋庆龄引荐父亲去陕北
周幼马的父亲原名乔治·海德姆，1910年9月26日出生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小时候，他家境贫寒，读书非常用功。从小学到中学，他的学习成绩一直是全校最优秀的。他16岁考入医科大学，23岁(1933年)就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为了到东方研究热带病，在好奇心和探险精神的驱使下，他和另外两名同学一起坐船来到了中国上海。
周幼马曾听父亲讲过，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十里洋场，西方有的这里全都有，却没有美国的经济大萧条，对他们3个美国青年来说，挣钱简直太容易了。他们先是在一家外国医院工作，后来合伙开了一家诊所；一年后，其余两人回国，而马海德选择留下来。
在上海，马海德认识了改变他未来人生轨迹的3个人：一位是美国记者、作家史沫特莱女士；另一位是上海租界督察、新西兰人路易·艾黎；第三位便是宋庆龄。“听父亲讲，在一次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的家庭舞会上，他对面坐着一位个子不高，却非常美丽、高雅的女士。父亲走上前去请她跳舞，后来才得知，这位女士就是国父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在他们的影响下，父亲逐步转变成为一名思想进步的青年。”
周幼马说，父亲是工人家庭出身，由于是外来移民，因而受到美国社会的歧视。当时西方正处在经济不景气时期，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正在完成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经济蒸蒸日上。这一系列因素，加上在上海受到进步思想影响，使父亲逐步树立起了参加中国革命、为中国人民服务的信念。也是从那时起，宋庆龄和艾黎成了马海德最忠实的朋友和老师，不管风云如何变幻，对父亲来说，他们都是最值得信赖的人。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经过湘江血战、艰苦的长征，来到了荒凉的陕北。那时，从司令到战士，乃至随军家属的健康状况都令毛泽东非常担忧。当时，红军中没有一名受过专业训练的医生。1936年3月，毛泽东请宋庆龄帮助找一名医术水平高的外国医生来陕北苏区。“毛主席之所以要找外国医生，大概是考虑外国人容易通过国民党的封锁线。于是宋庆龄找来了我的父亲。”
1936年3月，马海德来到了西安，3个月后，宋庆龄请他到家里谈话。“宋庆龄交给父亲半张5英镑的纸币，并叮嘱他会有人拿着另一半纸币和父亲联络，如果纸币对得上，父亲就随他走。”于是，马海德踏上了寻找红军的道路。他先联络上要去陕北苏区采访的记者斯诺，两人一起住在西安的西京招待所等候。不久，一个商人模样、自称卖古玩的人，拿着半张5英镑纸币和他们接上了头。“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共地下党特工‘董牧师’。在临潼温泉，他们与中共保卫部部长邓发秘密会面，当地到处可见悬赏200大洋换‘共匪’邓发人头的告示。在为父亲和斯诺安排行程时，邓发用带有广东腔的英文说：‘本打算用张学良的飞机送你们去延安，但他的美国飞行员是新来的，不十分了解，执行这样的任务，难保他不会说出去。’”就这样，马海德和斯诺乘军车先来到延安，随后牵着毛驴进入中国工农红军的临时驻地保安。
主席最怕他打“十三不靠”
1936年7月13日，马海德和斯诺到达保安不久，便跟随红军去了前线部队。他们来到宁夏豫旺县的西征红军前线总指挥部，受到彭德怀司令员的热烈欢迎。“当地群众多是回民，信奉伊斯兰教。恰好父亲会说一些阿拉伯语，会写阿拉伯文。父亲祖籍是黎巴嫩，知道伊斯兰教习俗，所以他很自然地融入当地群众中，阿訇经常请他到家里做客吃饭。后来，父亲听到中国人说‘十个回民九个马’，于是就改名为马海德，这个名字他在中国用了一生”。
斯诺离开保安后，马海德却选择留了下来。“父亲当年只有26岁，他见到毛泽东，提出要参加红军。毛泽东听了非常高兴，任命他为中央红军卫生总顾问”。就这样，马海德成为一名红军战士。他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参加红军的西方人。不仅如此，马海德后来在八路军、解放军中也担任过职务，他参加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的建设，这在西方人里是绝无仅有的。
马海德刚参加红军时，陕北还有个外国人，就是红军前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组织上把他们安排在同一个窑洞的里外屋。周幼马说：“他们俩个性完全不同，李德架子很大，身后总带着一个警卫员，枕头下老是放着一把苏式手枪，不搭理人，还喜欢勾引别人的妻子。”
因为马海德深得毛主席的信任，后来两家人干脆住到了同一个院子里。在延安时，毛泽东工作繁忙，睡眠不大好，马海德就拉他去散步、教他打乒乓球、去看文艺节目、跳舞等等。有时见毛泽东长时间紧张工作，他就会请毛泽东打麻将。“通常是毛主席、江青，还有我父母4个人一起玩。毛主席打麻将的时候全神贯注，特别想和牌。而父亲打麻将是个‘二把刀’，只会打‘十三不靠’。毛主席最怕他这种打法。有一次，父亲一板一眼地打，就要和了，而毛主席也只差一张牌，就捏在父亲手里。毛主席不高兴地说：‘你能不能不打十三不靠，打别的。’父亲说：‘你们只教我这个，我不会打别的。’毛泽东说：‘以后不许打十三不靠。’父亲说：‘那我就不玩了。’毛泽东想了一会儿，无奈地说：‘算了算了，你就打十三不靠吧。怪人打怪牌！’八圈下来，毛泽东站起来活动身子，父亲说：‘主席，怎么样，争争吵吵比打八圈更有意思吧？这对松弛您的神经大有好处。’主席这才明白了父亲的用意，双手抱拳打趣说：‘那就感谢博士了！’”
在延安，马海德还和著名医生、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马海德不仅是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他还尽力照顾当地其他中共领导人和普通百姓。“‘文革’期间，父亲曾对我讲过，新中国成立前，经他保健的领导人，包括毛泽东的病历，都保存在我家里。周恩来右肘粉碎性骨折后，延安医疗条件有限，无法进行手术，恢复得不理想，父亲只要有时间就去看望他，并帮助他按摩和热敷。还有彭德怀、贺龙、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在延安或来延安开会，父亲总要亲自为他们检查或治疗”。离开延安50年后，时任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还对马海德心存感激。原来，邓颖超在延安时得了肺结核，这病在当时就是绝症，没有特效药。“父亲告诉她，拿一个门板，每天躺在上面晒太阳，因为晒太阳能增加钙，那个肺的钙化就很可能自愈。后来她的肺病果然痊愈了。”
将全部精力投入麻风病防治
在延安，马海德还邂逅了他的终身伴侣，周幼马的母亲周苏菲。1939年底，延安每到周末就有舞会，马海德是舞会上的名人。他舞跳得最好，又是中共领导的保健医生，主动担负了敦促领导人参加跳舞健身的责任。“我的母亲是鲁艺的学生，长得很漂亮，外号‘小美人’。父亲和她在舞会上相识、相恋，之后结婚。”
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马海德全家依依不舍地撤离，当时，周幼马和杨尚昆的儿子被分别装在两个草筐里，放在一匹骡子上，由周苏菲拉着。“1948年初，我们来到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5月，毛泽东也到了那里。父亲在西柏坡继续给人看病，还去英语培训班教英文。”1949年2月，马海德跟随叶剑英到了北平，准备进城接管医院和安置医务人员。新中国成立后，马海德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性病和麻风病的防治和研究工作中，他协助组建了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为在中国消灭性病和在2000年全国争取达到基本消灭麻风病作出了重要贡献。1988年，78岁的马海德在北京逝世。“父亲生前最大的愿望就是让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我一向自由散漫，直到父亲去世，都没能入党。在父亲的葬礼上，邓颖超握着我的手说‘幼马呀，你一定要成为像你父亲一样优秀的共产党员’。后来，旁边的媒体记者问我‘你是党员吗？’我说‘不是’。直到3年后的1991年，我才明白父亲的心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父亲曾说我不能成为一个好医生，但可以搞摄影”。让周幼马感到欣慰的是，他按照父亲的要求，成了一名合格的摄影师，并在宋庆龄晚年一直陪伴她整整十载，用相片记录了宋庆龄的晚年。“大家都知道她是在1981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的”，周幼马后来看了很多材料和解密的苏联档案，发现宋庆龄早在上海时，就已经是一个革命者了。1931年，宋庆龄回国给母亲办丧事的时候，就是为了解救一个被国民党逮捕的共产国际的重要人物牛兰，当时，苏联共产国际就吸收她加入了共产党。她为了帮助在江西苏区的红军，曾经让我父亲买很多的药和医药器材想办法送去；还有一些革命者从上海乘船去苏联开会，父亲掩护、送他们走，使其顺利到达苏联开会。有时候，宋庆龄打电话给父亲说，你今天不要去门诊，有一些朋友要在你那里聚会，事实上是地下党要在那里开会。父亲马上就停止门诊，把诊所让给他们。宋庆龄是我父亲成为革命者的引路人，后来，周幼马专门写了《解密党员宋庆龄》的文章纪念她。
宋庆龄晚年孤独
周幼马1971年起开始担任宋庆龄的私人摄影师。宋庆龄病重期间，他是宋庆龄寓所内唯一的一名摄影师。1981年6月4日，他护送宋庆龄骨灰到上海，参加安葬仪式。“在我逝去的年华里，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日子是担任宋庆龄的摄影师。作为她的摄影师，我真实记录了她最后的重要时刻。”周幼马说，他能感觉到宋庆龄晚年的孤独，但也能看出她内心的平静。宋庆龄晚年经常在楼上，很少下来，她有写日记的习惯，但现在她的日记还没有公开。“她非常注重穿着，衣服不多，都是一些以前留下的衣服、手包、帽子、围巾等配饰，但她每次出门，都要自己精心搭配。节俭是一方面，更多的，我感觉宋庆龄是念旧。她在国内没什么亲人，所以对旧的东西特别有感情，她有一个烟盒，已经很破旧了，甚至要用橡皮筋才能固定上。我父亲有一次去国外，专门给她捎来一个新的烟盒，但宋庆龄还是用原来的那个。”
周幼马回忆，宋庆龄晚年很少出游，也不喜欢出门，特别是“文革”时期。有时候节假日，她会被政府安排参加一些公开活动，“但因为都是安排好的，这让宋庆龄觉得很无趣。”有一次，宋庆龄饶有兴致地打扮了一番，去香山游览，“但她发现周围的游客全都是‘假游客’，整个香山都戒严了，她觉得很没意思，就说‘因为我一个人，大家都不能来玩，太没意思了’”。周幼马说，唯一让宋庆龄高兴的事情就是看电影。“宋庆龄楼上有一个放映机，可以放电影，有时候她会拿一些欧美的老电影来看，她特别高兴的时候，会邀请许多朋友，我也会受邀。看完电影，她会请大家吃饭、聊天，虽然是很简单的聚餐，但感觉她比平常健谈。”
父亲去世后，周幼马变得成熟起来，他为了让母亲乐观生活下去，成立了以父亲名字命名的马海德基金会，目的是为现在还在世的麻风病人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具体事情开始是妈妈掌管。因为她年龄大了，90多岁，不能跑路，不能去麻风病院慰问麻风病人，跑腿的活是我的。当年在中国，麻风病人被视为最可怕的，有些村落甚至将他们焚烧或者扔入深山。父亲能在那样的情况下，舍命走近他们，和他们亲切交谈，握手鼓励，是很不易的。我想把父亲的这一份事业做下去。”
80年前，马海德远涉重洋来到中国，而80年后的今天，他的家在中国已经有了四代人，人数达10个。马海德虽然已经离大家远去，但他的精神、意志和理想却如同他的后人一般，在中国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