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乐于无目的的寻找

新京报：《稍息》是你的第一本摄影集，拍摄的是1981年-1984年的中国。为什么会选择结集这一时期的摄影作品？

老安：对我来说，1981年到1984年是一个比较明确的、有头有尾的时间段。我在那几年一直都是学生的身份。最早一次来中国是1981年的夏天。当时我还是一名威尼斯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来到南京大学参加一个为期六周的短期汉语学习班。学习班结束之后，我就申请了奖学金，1982年到1984年这段时间都在复旦大学留学。

在复旦大学留学时期的老安。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毕业之后，我回意大利当了一年的义务兵，回到中国之后一直奔波，身份也变化了几次，先是在香港住了几年——虽然我在香港的时候也老往内地跑，但毕竟是住在香港，后来到北京定居之后，因为生活也做了很多别的事情。所以整体看下来，1981年到1984年是比较整体的，可以被呈现出来的时间片段。

新京报：距离拍摄这些照片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为什么隔了那么久才想要出版它们？

老安：有很多实际的原因。我当时来中国带了很多胶卷，底片也都是我自己冲洗。那几年，我一直都在拍照，冲洗完之后保留了底片，但没有放大。暑假回意大利的时间也比较短暂，没有时间真正去做整理。搞摄影的问题，你也知道，只有到最后整理出来，才知道自己拍了些什么，如果不整理，就会有很多重复的照片。又因为不断有新的刺激，就一直不停地拍，直到自己直觉某一类主题的照片够了，才移到下一个主题。

从复旦大学毕业之后，我虽然也回来参加了一些展览，初步地整理了一些照片，但都不是很彻底。后来因为生活的原因，到香港工作，我也仍然继续拍照片，再后来又拍视频。但在那个时候，扫描和修图技术都还不是太成熟。我在国内也没有专门的暗房，所以就把整理的工作搁置了一段时间。

当然，我的心里一直都搁着这个事儿。到了1993年，我又拿了一些之前放大的底片出来，和我的好朋友、摄影家奥利沃·巴尔别里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办了一次展览。这应该算是这次出版前唯一的一次公开。

1993年，老安与奥利沃·巴尔别里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的摄影展览《两个意大利摄影家在中国》。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新京报：这次回头挑选照片的时候有什么标准吗？

老安：挑选是一个很有乐趣的过程，找回了很多我早就忘掉的记忆。说实话，隔了这么多年，很多照片你要说是别人拍的我都信。包括有些照片我甚至都忘了是在哪里拍的。（笑）

因为疫情的原因，我前后大概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挑选照片。一会儿加一张，一会儿又减一张，没有特别明确的规律和标准，硬要说的话，就是我自己认可的，放出来也不丢人的照片。

新京报：你说到没有明确的规律和标准，这也是我的阅读感受。整本摄影集完全没有主题，也没有分地域，就像是透过照片在不同的城市里漫游。

老安：对。其实我本来也没有想要描述某一个地方或某一种状态，就是什么吸引我，或者我觉得有点儿意思的，我就拍。

新京报：这是否和你对摄影的理解有关？

老安：是的。如果放到一个更大的摄影史的视域里看，我最早接触摄影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也是视觉艺术刚开始兴盛起来的时期。当时我喜爱的摄影家，包括意大利的奥利沃·巴尔别里、路易吉·吉里，美国的伊文思、Lee Friedlander，法国的Eugene Atget等，他们都不太关心特别壮观的东西，而是关注大环境的变化、大部分人移居的城市郊区、人工照明与广告的介入等边缘主题。

意大利摄影家圭多·圭迪的摄影作品。照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