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息”一会儿：他用镜头捕捉到了中国式的诗意_文史频道

你看，同样是一个主题，这两张照片能一样吗？我一直以来的观察是，比较尊重摄影艺术的人，都不敢对摄影家说，你拍的主题有意思。这是因为，你是艺术家，不论拍什么主题，都应该有意思，而不是因为这个主题本身很有意思。

生活在图像的世界，

我们却仍在用文本理解画面

新京报：我们都知道，摄影是一门现代艺术。1839年，摄影术在欧洲诞生了，当时很多人也认为摄影冲击了传统的艺术。法国学院派画家保罗·德拉罗什（Paul Delaroche）甚至在当时发出“从今天起，油画死了”的断言。伴随摄影技术的发展，人们也开始高呼“胶片摄影死了”。而在手机摄影、PS当道的今天，许多人都开始怀疑摄影的艺术价值。在你看来，摄影技术的低门槛化及大众化，对摄影艺术带来了哪些影响？

老安：我觉得没什么实质性的影响。当然，从胶片时代到数码时代，摄影家拍照的方法肯定发生了转变。也有越来越多普通人可以拍照，但这对摄影艺术本身的影响微乎其微。这就好比几百年前，识字的人很少，后来识字的人越来越多，但好的作家依旧只是少部分人。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摄影门槛的降低，肯定是去掉了摄影艺术原本的神秘感。大家今天都知道拍一张照片是怎么回事儿，会有哪些效果，但能拍出伟大的摄影作品的人依旧很少。

意大利摄影家马里奥·贾科梅利（Mario Giacomelli）的摄影作品。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新京报：事实上，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被图像包裹的世界里了。生活的高度线上化、世界的图像化，是否也改变了我们对于摄影的理解呢？

老安：我觉得最可悲的一点是，我们虽然已经完全生活在一个图像的世界里，但我们的教育依旧是文本性的。所以当我们要理解一幅画，还是得说半天。这在我这次出书的过程中体会很深。

每次去参加新书活动，都得是我或其他同行嘉宾给大家讲解，他们才会觉得你的作品有意思。包括这本书的出版方，也是在和我工作了半年之后，突然发现这些照片有意思。我认为这完全是教育的问题。

新京报：除了摄影之外，你也参与拍摄了许多纪录片，合作了许多电影、话剧导演。可以说说这些不同影像／媒介的创作经验吗？

老安：我一直对摄影、文学和音乐感兴趣。到了上世纪90年代，开始有一些可以买到的小型的、质量过关的摄像机。我就想着怎么把我感兴趣的内容都结合起来进行创作。方法和拍照一样，就是到处拍，积累了大量的素材，所以才有了很多纪录片、视频和多媒体创作项目。

那个时候也正好赶上了多媒体戏剧的潮流。我记得我还做过中央芭蕾舞团的《天鹅湖》音乐剧。所有的布景都没有了，而是用我的影像来取代布景，最后的效果挺好的，但过了那阵子，也不太有人做这种类型的创作了。

我和林兆华合作过《理查三世》和《故事新编》，里面用的也是我拍的一些素材。其实无论是电影，还是音乐剧、话剧，我的拍摄角度都挺平的，唯一和拍照不同的就是人在动，事情在发生。林兆华的创作思路也是挺自由和开放的，基本就是演员自由发挥，我也想到什么素材可以用，就剪进去。到了最后，导演会把大家的即兴发挥规整起来，成为有条有理的大作。

话剧《理查三世》现场照。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新京报：刚才我们提到，虽然生活在一个图像的世界，但我们的教育仍旧是文本性的。在你看来，我们应该如何学习看懂一张照片？

老安：你还是不放过这个问题。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不带任何成见地去看和感受图像。当然不是随便看，而是看整体的空间的关系，看人和环境的关系。然后再往照片深处看，看细节，以及细节和整体的关系。更专业一点的，就是去看光，看光影在画面的流动。

虽然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用手机拍照了，但这反而让年轻人失去了理解摄影的机会，很少有人明白广角和长焦的关系。如果我们用语言来做比方，不同的光、不同的镜头、不同的视角都属于视觉的语言，但在今天，大家不理解这样的语言。所以就会很容易地被图像所欺骗。

新京报：最后一个问题。接下来你的拍摄计划是什么？

老安：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线上和线下世界的关系。下一个纪录片，我想要找一些主播和网红，拍他们的生活以及拍他们实际生活的地方，探索生活在线上和线下两个层面的互动。看看他／她们是如何与实际的生活发生联系。当然，目前这还是一个初步的想法。像我以前拍发烧友或者跟徐星拍宋庄和屏南一样，通过融入社会的某一些群体，观察其中的主人公，可以慢慢发现和了解时代的风气，甚至指出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