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们那个年代，大部分人都生活在没什么特色的环境里。我出生的地方也不是威尼斯这样的大城市，而是意大利的一个普通小镇。和你们在意大利电影里看到的估计不太一样，那时候大部分意大利小城市的生活环境没有太多个性。而最早吸引我的摄影家们也都是描绘这种类型的生活的。

我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约翰·萨考斯基（John Szarkowski）写过一本展览图册《镜与窗：1960年代以来的美国摄影》（Mirrors and Windows: American Photography since 1960）。他在里面区分了两种类型的摄影：照片是映射艺术家肖像的镜子，还是让我们更加了解世界的窗户。我肯定是属于后者。从这点上来说，抓住我的那些瞬间永远是出乎我意料的，是我未曾想到过的。

约翰·萨考斯基所著的《镜与窗》。

新京报：其实上世纪以来，有不少西方摄影师都拍摄过不同时期的中国。比如布列松、马克·吕布、布鲁诺·巴贝等。当然，他们中的不少都是马格南摄影师，严格意义上是新闻摄影，带有很强的报道的性质。《稍息》就比较漫无目的，甚至有点儿不像是外国人拍的。

老安：马格南的摄影师里，我比较喜欢布列松。但必须承认的是，我和他们拍的不是一种东西。即使都是拍日常生活，报道摄影和艺术摄影还是两码事，和喜不喜欢，谁拍的都没关系。

新京报：和你类似的拍摄中国的西方摄影家还有哪些？

老安：和我比较类似的，更准确的说我和他类似的还是刚才提到的奥利沃·巴尔别里。另外还有前几年来中国拍摄工厂的爱德华·伯汀斯基或摄影师马克·沃夫。不过他们的是有规划的系列作品，要说明某一种理论，我则乐于无目的的寻找。对于大部分外国人来说，中国是一个比较麻烦的国家。你刚才提到的马格南摄影师，他们通常来中国都会配备翻译，也有人帮他们安排行程。而我就是个学生，在课余的时候到处走、到处玩、到处拍。

上海，1997（摄影：奥利沃·巴尔别里）

新京报：很多人评论《稍息》呈现了一个已然逝去的八十年代。这其实也和这几十年来高速的城市化结果有关：很多城市都变得同质化、士绅化，失去了原本的地方性。对于在中国生活了四十年的你来说，你在城市化过程中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老安：我来自意大利嘛。意大利城市的变化就没有中国那么大，有的话也是分区的。意大利的城市化是往外扩展，城市中心一直都被保护得很好。如果你住在城市中心的话，依旧可以看到十五世纪油画里的样子，只不过人换了服装，其他基本和现在一模一样。但中国的城市化覆盖了从城市到乡村的整体面貌，又加上中国大部分城市的布局不像欧洲那样是放射状的，城市化的实现力度和程度要比欧洲强得多。

还有一点，中国的城市化发生时间很短。一方面肯定是之前耽误了，政府想要赶紧改善城市的市容与基础设施。但我们都知道，每一段历史在一座城市留下的风格、特点、审美都不一样。快速城市化带来的就是所有城市都被改造得一样，比如都向北京和上海学习。所以到了现在，无论是去县城还是省会城市，看到的城市模样都长得差不多。这和我上世纪八十年代来中国的感觉是很不一样的。当时，无论是北京、上海这些一线城市，还是杭州、苏州、昆明等，每座城市给我的观感都不一样。

北京，1990（摄影：老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