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作家的笔下，这样的例证是很多的。因此，小说《三国演义》中对曹操做了某些加工改造也是可以理解的。《三国演义》在长期的成书过程中，受到当时社会上正统思想的影响，具有“尊刘贬曹”的观念已是一个明显特征，作家要尊正统思想的代表刘备，就必然要贬斥曹操、孙权。不仅是要对他们本人的行为进行褒贬，而且连他们周围人物的政治态度都随之改变。像徐庶这个人物，在蜀能为刘备谋划，进了曹营，不管曹操如何厚待，都是一言不发。作家为表现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政治态度，总是不惜采取所能采取的任何手段，对自己作品中的人物、情节进行加工改造。对于曹操这个人物，罗贯中肯定是进行过修改增删的。

在小说《三国演义》中对曹操的描写，基于作家“尊刘贬曹”的思想，他已变成了一个奸诈、狡猾、阴险的恶势力的代表。对于历史上曹操身上的某些优秀之处，像曹操在北方实行的屯田制，规定民间的斌税政策，都轻描淡写地代过。却运笔细腻地描述征张绣时，他下今不许马踏青苗，反而自己的马惊踏坏了大片麦田。曹操假意欲拔剑自刎，被众将救住，割发以代。这个故事不仅不是赞美曹操，而是描写了他虚情假意的狡猾。可见作家的选材是有其鲜明立场的。

作家为了表现曹操的奸诈、凶狠性格，竟不惜编造某些情节，为塑造人物服务。像写曹操的杀人，有的是既无任何理由，也无历史根据。书中写得十分热闹，已为看过《三国演义》的人无所不知的杀其父结义兄弟吕伯奢一家；杀主粮官王（上后下土）的故事。前者仅是出于疑心而将其家人杀了十数口，而离去时路遇沽酒而归的吕伯奢，明知错却仍杀之。连同行的陈宫都不能容忍地说：“知而故杀，大不义也！”以致于陈宫最后离曹操而去。杀王（上后下土）只是军中粮食不足，借头欺编众军士，以稳定军心。但这两个故事在史书上均无记载，其情节都是作家编造的。张国光等校订整理的《文史时照插图本〈三国演义〉》“故事梗概”（该书对史料与小说故事进行过详细核对）中，在谈到“操军乏粮之事”时说：“则传有之，灭杀王（上后下土）以借头之举，则不载。”有曹军缺粮之事，而无借头之举。关于曹操过中牟，为县令所获及杀故人吕伯奢之事，《三国志》中的记载仅是：“出关，过中牟，为亭长所疑，执诣县邑。或有识之，为请得解。”《魏书》则与此大同小异。（13）可见这些故事都是作家为了表现人物，刻画曹操的性格而加工创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