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铸成一个货币，它就是一个标准，它流通它就是通用的，它在使用过程中是不需要谁来仲裁的。但银两在使用过程中还要看“成色如何”、要称称重，看重量、分量如何，等等。这些东西的背后并没有真正建立起一种标准。货币的价值属性、价格属性还是通过权力赋予的。
这就使得中国的货币经济首先没有得到自由发展，它被王权、权力束缚住了，没有从根本上走出权力支配经济的格局。这样一来商人只有一条路，就是“工商食官”，与权力结合。不然的话，他所有的货币都是不安全的。
在我们这个货币经济里，货币经济越发展，货币体系包括货币本身越没有安全感。但这个货币对社会的影响又依然那么大，这不是哪个王权能够完全可以解决得了的，所以我们提出“货币经济是险滩”。
伍翻案
宋徽宗放到文明发展史上，应有更高评价
李冬君：我有一个发现。我们看《清明上河图》是没有城墙的，一片和平景象。有人说《清明上河图》体现出宋朝重在发展消费经济，不关注国防。国防建设投资很少，几乎不在这上面花钱。
南宋、北宋加起来300年，大概在12世纪末被元朝所灭。整个宋朝把钱投入到文化建设、经济发展上，包括航海等等，在艺术、收藏、文化这些领域投入很大。它的文艺复兴迹象也已经开始，非常巧合，从世界史的眼光来看，刚好13世纪末，欧洲的文艺复兴从佛罗伦萨开始。在佛罗伦萨，当时也是有银行家投入到艺术各个方面。前后历史是相接的。
日本特别有名的一个历史学家内藤湖南，研究中国史很到位。他研究中国经济史、中国文化史、中国史学史，尤其对宋朝的史学史很有研究。他认为宋朝以前的中国史学史还是属于史里有那种怪力乱神的东西，比如刘邦“斩赤蛇”这些还有，但到了司马光做《资治通鉴》，就是一个编年史，把这些东西都剔除了。所以他认为在史学史上也是人文主义的一次复兴。
所以内藤湖南认为中国近代性是从宋代开始。他的观点对欧洲史学界的影响比较大，一些汉学家认为文艺复兴应该是从中国宋朝开始，管宋朝叫“新世界的开始”、“文艺复兴的开始”。当然我们国内的史学界对此都不表态。
原因有如下几点：1.傅作义看清当时形势，中共将在2-3年内取得全国胜利。作为非蒋介石嫡系将领，傅作义深知一旦失去自己的地盘和军队，南迁之后根本不会受蒋介石重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