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西班牙流感蔓延至挪威，将近半数挪威人口染病，多以“疾病”与“死亡”为创作主题的艺术家蒙克也没有躲过疫情，但他却躲过了死亡，在患病和痊愈后他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其中最直接表达疫情的是他在“西班牙流感后的自画像”。

蒙克，《西班牙流感后的自画像》，1919年

医学史家特蕾莎·索斯盖特（M. Therese Southgate）这样描述这件作品：

这人怪异、憔悴、虚弱，或许还在发烧，一个从坟墓里出来的麻风病人，一个在寻找家园的幽灵。在过于宽大的晨袍之下，下坍的双肩，形成近乎完美的曲线；形似杏仁的眼睛沉重地垂了下来，从深陷的眼窝里向外瞧，却不相信看到了什么；嘴唇厚实而干燥，头发蓬乱，胡须也未加修剪。他双臂懒懒地落在膝盖上，沉重得举不起来。两眼茫然，好像看什么都要费极大的劲。

蒙克在儿时就目睹双亲、兄弟和两姐妹先后因病死去，他自己也一再受抑郁症的侵袭，恐惧以一直伴随着他，但画面左上方一块白的矩形色斑，或表明光线从外面进来，也暗示了健康的恢复。

生活依旧继续，艺术也在发展。1919年4月，在德国魏玛格罗皮乌斯担任院长的“国立建筑学院（即包豪斯）”（des Staatliches Bauhaus）正式开学。虽然包豪斯只存在了14年，但其所代表的朴素、节制、优雅影响至今。

杜尚的《蒙娜丽莎》

1919年，杜尚在从纽约回巴黎待了六个月，在探望家人之余在巴黎街头买了一张廉价的达芬奇《蒙娜丽莎》的明信片，在坐下喝咖啡之余，他从口袋里掏出这张明信片，在蒙娜丽莎神秘莫测的脸上画上了小胡子和山羊胡，以签上日期和“L.H.O.O.Q”的字样。在此之前的1916年，在一战期间拒服兵役的德国年轻作家雨果·鲍尔在苏黎世发布了一份声明，宣告一个新艺术运动的到来——达达主义，1918年一战结束。旅居苏黎世的达达主义者们大多返回自己的国家，其中有一些人开始在他们的城市宣扬达达主义思想，杜尚回到美国，邀请他的朋友，纽约达达主义者曼·雷拍下男扮女装的自己。虽然，“达达主义”的时代与西班牙流感的流行期有所重合，但“达达主义者”似乎没有与之相关的记载。达达主义虽然一度引起人们的注意，但终因精神空虚而不持久，1923年，达达主义转化为超现实主义。而在此之前，1920年春季起，西班牙流感便逐渐神秘地消失了。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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