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很难从满文档案中找到华夏文化无远弗届的伟大同化力，却随处可见内亚统治者玩弄权术的精明狡诈。这一切仅仅是开始。有清一代的满文老档多达数百万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整理流布。起初，大陆和台湾学界都没有太重视。两岸共同的文化大一统意识使他们相信，这些档案只会重复汉文文献的基本内容。

满洲君臣用母语讲述的私房话居然更接近朝鲜人的判断，严重打击了江东士大夫的骄傲。读者很难从中找到华夏文化无远弗届的伟大同化力，却随处可见内亚统治者玩弄权术的精明狡诈。满文缺乏相当于汉语文言的“雅言”，口语色彩更加鲜明。

因此，满文纪录更有可能接近皇上深思熟虑以前的自然冲动。在这幅图景中，汉官的形象相当可笑：一面被人卖、一面替人数钱就是他们的写照。尤为屈辱的是：他们一厢情愿地认同大清，朝廷对他们的信任居然不如小邦外藩。

当然，他们早就应该想到：朝廷不大可能怀疑朝鲜人觊觎龙兴之地，却随时担忧扬子江以南此起彼伏的复国主义叛乱。

中国意识的传统建构一向具有高度的敏感性，时间的连续性和空间的模糊性互为表里，同样支持道德文化主义的天下观念。

文明无论怎样定义，总有层次差异，这一点是毋庸置疑和无法回避的。然而，层次高低却不可能像政治或行政边界那样泾渭分明。

东亚没有走上西欧民族共同体建构的道路，这大概是原因之一。然而，近代以后，华夏文明中心的民族国家建构步履维艰，这也是原因之一。直至抗战结束，民国政府和知识分子仍然对政治边界外的华夏遗产怀有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感情。上世纪60年代以后的去中国化使他们彻底绝望，这也许是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