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梁普照（时年13岁）和二叔祖父梁普时（11岁）于1873年旧历5月18日在第二批离开上海，经横滨、旧金山到麻州斯普林菲尔德，祖父学习矿冶，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矿业学院，二叔祖父学习电信，留美8年，也在这时同全体“幼童”一起，于1881年秋回到上海。

他们被冠以“洋化”的罪名，回国后备受歧视和冷遇，还饱受舆论的冷嘲热讽。船到黄埔码头，亲人不能去接；中秋节日不能与家人团聚。住所“求知书院”是个关闭了十年的院落，门窗腐烂，霉气熏人，青苔满阶，到处是蜘蛛网。可以想见，出国时的豪情与回国后的境遇相对比，不能不使人感到神伤和沮丧。

但他们出国前有求学为了报国自强的责任感做基础，出国后受到良好的道德文化教育，又受到新大陆开发时求实、进取、实干这种气质的感染，有些人还受到基督教提倡的献身、忍耐、舍己为人的精神的潜移默化，参加工作后，绝大多数都振奋精神，勇于献身，埋头苦干，报效人民，在海军、铁路、矿业、通信、教育、外交等领域为中国现代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874年日本侵台，清政府急谋筹建海军，需要大量人才。“幼童”在美所学，本非海军专业，但1881年回国的94人中，有43人被分配到舰队和船政学堂服役。中法战争马尾之役，时任“扬武”舰枪炮官的黄季良、杨兆南、薛有福、邝泳钟四位留美“幼童”顽强抗敌，为国捐躯。中日甲午战争中，留美“幼童”奋战海疆的有12人，在丰岛和黄海之役浴血奋战，陈金揆、沈寿昌、黄祖莲3人壮烈牺牲。作为中华儿女，他们为保卫海疆英勇献身，在中国反侵略战争史上用鲜血写下了壮丽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