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兴办实业的初始阶段，铁路、矿山、电信、航运事业在当时，犹如今天的航空、航天、计算机、通信、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是处在科技前沿、影响国计民生、体现综合国力的重点产业。回国“幼童”中，服务于铁路界的共30余人，詹天佑是中国自主修建铁路的第一位总工程师，也是中国科技界的先驱。梁敦彦以天津海关道兼任京奉铁路总办，力主京张铁路自主兴办，他以身作保，由詹天佑主持这项工程。邝景扬、钟文耀、黄仲良、罗国瑞等曾在粤汉、京绥、沪宁、津浦等路局任总办、总工程师。

服务于矿业的有吴仰曾、邝荣光、唐国安和我的祖父梁普照等8人，他们回国后继续在唐山路矿学堂学习，由美国工程师巴特执教，又一起在唐山开平矿务局工作多年，他们是中国第一批矿冶工程师，参加开发从东北到甘肃的地下宝藏，为中国矿业做出过贡献。

先后在电信业工作的共20人，周万鹏、唐元湛、袁长坤曾任全国电报总局局长，朱宝奎任邮传部左侍郎。

唐国安、蔡绍基、周寿臣、方伯梁分别从矿业、电信业、航运业转入教育界，唐国安是清华学堂（今清华大学）的第一任校长，蔡绍基曾任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校长，周寿臣与方伯梁筹设“铁路学堂”（即唐山交通大学），方任监督，周兼总办，后周寿臣又任京奉铁路总办，晚年造福桑梓，为香港立法委员、太平绅士。

活跃在外交界的有20余人。唐绍仪驻韩16年，后任全权议约大臣赴印度与英谈判，推翻了图谋置西藏于英国保护下的《拉萨条约》，维护了我国在西藏的主权。武昌起义后，袁世凯派他与民军谈判，他内心同情民军革命，表示“清廷不足保全，共和应当推动”，一再电告袁世凯：清帝退位大势所趋，人心主张改变国体，使袁不得不接受共和。于是清室退位，共和体制在我国得以建立，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民国成立后他任国务院总理，“彻悟袁之种种行为，存心欺骗民党”，破坏《临时约法》，于是愤而辞职退休，支持孙中山反袁护法的革命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