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仅从直接结果孤立地看联省自治运动是不科学的，既要看到在它之前发生的五四运动，又要看到在它之后发生的国民革命运动。发现和理解这个历史链条的逻辑脉络，对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认识联省自治运动尤其是与五四运动和国民革命运动的关系以及从1912年到1949年中国政治的演化至关重要。日本学者坂野良吉把“向集权论的转折”看作对“五四隐形的纪念”，是自己“对五四再研究意外的成果”，“如将五四看作由分权、分省论向集权论整合的转机的话，辛亥革命与国民革命的相互关系、国民党政权开始实施的‘党治’的构造便不言自明了”。但从严格意义上说，这种所谓“转机”是在联省自治运动失败后才真正开始的。五四时期有两条改造国家的演进脉络：一条脉络与辛亥革命相联系，与五四时期的民治主义、联邦主义相联系，这条脉络延伸到五四运动后就是联省自治运动；另一条脉络是学习苏俄的社会革命，政党发动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夺取政权，走“以党建国”的道路，这就是联省自治运动遭受挫败后的必然选择，国共两党在此期间的政治主张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1923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发表第二次对于时局之主张时就非常明确地指出：“中国号称民主国家已经十二年了，而与民主政治绝对不能相容的北洋军阀势力依然存在，是以有洪宪之变，复辟之变，安福之乱以及此次曹党之乱……所以当时吾党对于时局主张，曾说过恢复国会，联省自治，黎元洪复位，吴佩孚得势，都不能解决时局；曾说过只有以民主的联合阵线，继续革命，打倒军阀及军阀背后的外国势力；才是救济中国的唯一道路。”同样，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也指出，联省自治“不过分裂中国，使小军阀各占一省，自谋利益，以与挟持中央政府之大军阀相安于无事而已，何自治之足云？夫真正的自治，诚为至当，亦诚适合吾民族之需要与精神；然此等真正的自治，必待中国全体独立之后，始能有成。中国全体尚未能获得自由，而欲一部分先能获得自由，岂可能耶？故知争回自治之运动，决不能与争回民族独立之运动分道而行。自由之中国以内，始能有自由之省。一省以内所有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唯有于全国之规模中始能解决。则各省真正自治之实现，必在全国国民革命胜利之后，亦已显然”。

综上所述，从辛亥革命到国民革命，这是中国现代国家史上的一次重大转变：中国政治演进从分散走向集中，从精英政治走向大众政治，从国家结构制度上单一制与联邦制的变换不定转到重新走向现代单一制。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五四运动及其后的联省自治运动发挥了关键性的转换作用，表明中国现代国家从“改造”进入“再造”乃至“重建”的新的历史阶段。

（本文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