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在地方层面,辛亥革命后地方社会的“变”与“不变”是主要因素。所谓“变”,就是形式上已是民国的地方了,有了一定程度的开放性和新气象;所谓“不变”,就是地方依旧是以传统的社会结构和观念结构为主,政治上也是在地方军政势力的控制之下,辛亥时期的革命力量这时也越来越趋于保守。当然,各省间的差异也是明显的,整体来看,受过去革命思潮影响较大的长江流域和西南各省因与北洋派的矛盾,更趋向于捍卫自己的权力,甚至不惜借助新的社会力量和新的理念,这为五四运动后新的力量和观念的扩散提供了契机与条件。
从总体上说,当时中国所处的历史时代和社会状况,造成了两大运动的多元主体、多面内涵、尚未分化和重新组合的历史连接与历史复杂性。
(二)“五四”与“联省”相衔接的历史意义
从“五四”和“联省”这前后相连的两大历史事件可以看出,“五四”为“联省”提供了基本的背景和条件,做了思想传播和舆论准备,集聚了力量,“五四”知识精英参加了省自治和联省自治的运动。而“联省”则是五四新文化背景下改造国家的思潮在地方社会层面的延续,是五四运动在某些方面的深化,是五四运动衍生出来的社会政治变动。当然,在此必须指出的是,五四运动并不是联省自治运动的全部背景和条件,地方自治的思想和某些实践早已酝酿发端于晚清,只不过是得到“德先生”的有力支撑,以省自治和联省自治的形式勃兴于“五四”后。在某种意义上,这体现了经过“五四”洗礼的知识精英转向关注现实,参与实际,开始从事一些具有某种操作性的社会(地方)改造活动。对于地方当局者来说,联省自治运动是一种顺势而为的自保,但对于“五四”知识精英及其他参与者而言,则是改造国家的地方化,是一种在地方层面上改造国家的实验,是五四运动地方化的一种形式和内容,参与省自治、联省自治互动是年轻知识分子对国家和社会改造从理想主义(空想)迈向实际行动的第一步。在各省成立的各类职业团体和自治组织,成为中国社会实现初步组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革命的方法与组织形式的一个重大的转变”,那么,联省自治运动就是这一转变过程中紧接五四运动而兴起的具有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又一次重大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