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在地方层面，辛亥革命后地方社会的“变”与“不变”是主要因素。所谓“变”，就是形式上已是民国的地方了，有了一定程度的开放性和新气象；所谓“不变”，就是地方依旧是以传统的社会结构和观念结构为主，政治上也是在地方军政势力的控制之下，辛亥时期的革命力量这时也越来越趋于保守。当然，各省间的差异也是明显的，整体来看，受过去革命思潮影响较大的长江流域和西南各省因与北洋派的矛盾，更趋向于捍卫自己的权力，甚至不惜借助新的社会力量和新的理念，这为五四运动后新的力量和观念的扩散提供了契机与条件。

从总体上说，当时中国所处的历史时代和社会状况，造成了两大运动的多元主体、多面内涵、尚未分化和重新组合的历史连接与历史复杂性。

（二）“五四”与“联省”相衔接的历史意义

从“五四”和“联省”这前后相连的两大历史事件可以看出，“五四”为“联省”提供了基本的背景和条件，做了思想传播和舆论准备，集聚了力量，“五四”知识精英参加了省自治和联省自治的运动。而“联省”则是五四新文化背景下改造国家的思潮在地方社会层面的延续，是五四运动在某些方面的深化，是五四运动衍生出来的社会政治变动。当然，在此必须指出的是，五四运动并不是联省自治运动的全部背景和条件，地方自治的思想和某些实践早已酝酿发端于晚清，只不过是得到“德先生”的有力支撑，以省自治和联省自治的形式勃兴于“五四”后。在某种意义上，这体现了经过“五四”洗礼的知识精英转向关注现实，参与实际，开始从事一些具有某种操作性的社会（地方）改造活动。对于地方当局者来说，联省自治运动是一种顺势而为的自保，但对于“五四”知识精英及其他参与者而言，则是改造国家的地方化，是一种在地方层面上改造国家的实验，是五四运动地方化的一种形式和内容，参与省自治、联省自治互动是年轻知识分子对国家和社会改造从理想主义（空想）迈向实际行动的第一步。在各省成立的各类职业团体和自治组织，成为中国社会实现初步组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革命的方法与组织形式的一个重大的转变”，那么，联省自治运动就是这一转变过程中紧接五四运动而兴起的具有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又一次重大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