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何以形成从“五四”到“联省”这样一种历史逻辑和链条？总体上是主观和客观、历史与现实、内部和外部共同作用的结果。从主观上来说，大致有以下几方面因素：其一，五四运动的偶发性，就主体力量而言，五四运动的发生从根本上说是青年学生赤诚的爱国之心和牺牲精神使然，但就当时的环境和条件来看，又具有某种被动性，可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其二，主体力量的分散性，参加五四运动的各类知识分子是一个以追求思想和精神解放并具有多元意识形态的知识精英群体，并不是一个由单一明确的意识形态所主导的具有高度凝聚力的组织，而出现这样的群体和组织恰恰是在“五四”之后；其三，这个主体力量对辛亥革命以来的新国家还仅仅处于不满甚至是非常不满的状态，“改造”就成为他们对这个新国家的基本诉求，更明确地说，还仅限于“改造”阶段，并没有真正进入“再造”和“重建”阶段；其四，关于如何改造，当时不仅没有一个统一而明确的目标和方向，而且非常多元和参差不齐；其五，他们拥有的改造工具尤其是意识形态的力量，虽然有了更多更新的选择，但也仅限于此，并没有结合自身与中国实际加以更新和创造，主要还是简单的“借助”和“拿来”，如“德先生”等。1920年10月，邵力子在《民治的将来》一文中指出：“民治二字现在成为极时髦的名词了。君没听见鄂人治鄂，苏人治苏……种种声浪，真是一天高一天吗？这种种声浪都是从一只‘民治’的‘留声机’中发出来的。我说‘留声机’，或者有人疑我含着讽刺的意味，说他们不是了解‘民治’真意义的，但是他们肯捧着这个‘留声机’来唱，许多听的人也不讨厌这‘留声机’，就不能不说是‘时代迫着他们进步’了。”就此意义而言，五四时期民治主义和联邦主义思潮的传播为省自治和联省自治提供了思想基础与舆论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