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省军政当局主张省自治和联省自治，同样是受这种潮流所驱、环境所迫。1920年9月，湖南督军谭廷闿通电指出：“现今各省自治之说，呼声甚高，将成事实……当此世界潮流，趋于民治，对于民族自决，已无反对之余地……当迎机利导，借各省人民自保之力，以保其国家。”时人也分析其缘由和目的是“外激于民治潮流之趋势，内审于生活状态之不安，而提倡所谓省自治者，以图自救自保，且以达共救共保焉”。在此，各省军政当局的自保取向和对联省自治的不真诚性无须回避，他们是地方最有实力的集团，对于这场运动的主导性也毋庸讳言。但地方当局的态度和作为，不仅不能成为否定联省自治运动受五四运动影响和两大运动历史连接的理由，反而恰恰说明了五四运动尤其是其传播的“德谟克拉西”对联省自治运动的强大影响力。至于当时的政党和精英出于政治环境和政治斗争的需要，揭穿地方当局者的假借和利用，否定联省自治运动，更不提其与五四运动的关系，对于人们认清这场运动的实质和无法解决当时中国政治根本问题的事实是有利的，也是正确的。但作为历史研究，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来看，就不能再简单化了，要更注意它的全面性和各种历史关联。这或许就是历史的复杂性和历史的辩证法。

在当时，“德谟克拉西”可以说是一面无往而不胜的旗帜，一时风头无两，迫使原来的反对者都不得不附和这一主张。过去曾坚决反对中国实行联邦制的梁启超，此时不仅为湖南起草省宪，而且于1920年9月在《改造》发刊词中表达了这样的认知和主张：“同人确信政治改造，首在打破旧式的代议政治，故主张国民总须得有组织的自决权”，“同人确信国家之组织，全以地方为基础，故主张中央权限当减至必要范围为止”，“同人确信地方自治当由自动，故主张各地方皆宜自动地制定根本法而自守之，国家须加以承认”。梁启超过去常常是以舆论引领者的身份而活跃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舞台上，此时却受到舆论的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