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四”与“联省”之间的历史逻辑

从中国现代国家改造的意义上看，显然是“德先生”将“五四”和“联省”两者串联了起来，从而实现了改造国家和改造地方的连接。五四运动使中国“动”起来了，不仅是思想“动”起来，而且行动也“动”起来。思想“动”，体现在各种新文化新思想尤其是“德谟克拉西”的传播；行动“动”，就包括了五四运动后各省通过各类组织和既有的制度平台如省议会等推动“德谟克拉西”的实现——即省自治和联省自治。

“五四”传播民主与科学的观念，风靡一时，大行其道，不可阻挡。无论是“五四”知识精英还是支持和参与五四运动的省议会的议员，他们当时传播的思想都是“五四”所倡导的“德谟克拉西”。从这个方面看，联省自治运动的发动充分显现了“五四”的文化运动、政治运动和民治主义思潮对中国政治社会的影响。在五四新文化的传播中，知识精英往往都把“德谟克拉西”和联省自治作为新文化结构中两个紧密关联的内容，乃至形成了“德谟克拉西（民主主义）=平民主义=民治主义=联省自治”的认知逻辑。1919年2月，李大钊在《新潮》上发表《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一文指出：“现在的时代是解放的时代，现代的文明是解放的文明。人民对于国家要求解放，地方对于中央要求解放”，“现在人群进化的轨道，都是沿着一条线走，——这条线就是达到世界大同的通衢，就是人类共同精神连贯的脉络，民主主义、联治主义都是这一条线上的记号。没有联治的组织，而欲大规模地行民主政治，是不能成功的”。他还结合当时中国的情况进一步论证说：“联治主义不但不是分裂的种子，而且适于复杂、扩大、殊异、驳杂生活关系的新组织……我们中国自从改造共和以来，南北的冲突总是不止，各省对于中央，也都是不肯服从……依我看来，非行联治主义，不能改造一个新中国。”1921年12月，李大钊又撰文指出：“由专制而变成共和，由中央集权而变成联邦自治，都是德谟克拉西的表现。”当时面向普通大众宣传的《湖南制定省自治根本法筹备处敬告全省公民白话文》也这样说道：“德谟克拉西(Democracy)的主义一唱百和，大有风靡全世界之势。他的内容，是‘民本主义’，就是平民政治，平民政治的精神，就是自治。我们中国近年以来，受了‘军阀’‘政阀’的害，弄得民不聊生，加以外交的危害，国权的丧失，于是一般先觉的人，就大声疾呼，提倡‘自觉’‘自决’‘自治’种种运动，造成一种绝大的新潮流，冲击于长江黄河珠江流域一带。我们湖南因为受了张敬尧的害处最大，所以这种潮流，越加激烈，这就是自治问题发生的原因。”1921年7月，时人曾勾描民治主义到省自治和联省自治的演进轨迹：“欧洲大战以后，民治主义的潮流，一日千里，虽有大力，莫之能御。这种潮流，由西方东渐，流到中国，变成一种地方自治的新潮。”也正是将民治主义与省自治、联省自治作出这样的一种论述和连接，有西方学者才认为“联省自治”这个新名称本身就是“省自治和自治的民主意识形态的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