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省议会基于五四精神而鼓动省自治和联省自治运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深入发展尤其是“德先生”和“自治”“自决”高唱入云的大背景下，作为民意机关的地方省议会站出来强烈呼吁实行省自治和联省自治。早在1919年9月，贵州省议会就再次致电广州军政府，呼吁尽快恢复地方自治，要求将“自治章程公布，抑或由本会暂将旧章修正”。同年12月，浙江省议会通电指出：“南北政争，相持累岁，民穷财尽，时局阽危。海内渴望和平，甚于望岁。乃沪会一再停顿，人民呼吁，充耳无闻，循此以往，国亡无日。应请当轴诸公本互让之精神，谋国家之统一。期于三个月内从速开议，解决纠纷，倘仍迁延误国，唯有联合各省另组国民自觉会，以谋解决。”《浙江制宪史》为此评价该省议会“首倡国民自决之议，以促政府觉悟，求为省自治之张本耳。然浙省之运动制宪以谋自治，则实导源于此”。四川省“倡议制宪自治最早者”也是省议会。1920年11月，该省议会“通电主张川省自治，并经各将领各法团各县人民表示极端赞同，并促早日制定省宪。本会现定期本年三月一日召集开会，讨论宪法问题，并经通电在案”，宣布“四川省于中华民国合法政府未成立以前，完全独立自治，不加入南北政争，无论何种良吏，亦不受南北政府任命”。1921年3月，湖南省议会致广州军政府各总裁等电称：“现在内审时势，外观潮流，实以联省自治为救国之唯一良法。既主张联省自治，必以省为基础，有各省自治，而复各省可以联合，有联省自治，而后联省政府可以组成……民族自决，势不可遏。”

这些呼吁和主张与地方“五四”期刊的自治主张形成呼应，构成地方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地方军政当局形成了推动和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