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这种主张进而认为，改造国家只有从地方做起，才易于见到实效，改造国家与改造地方是统一的，后者是前者的第一步，只有改造好地方，才能最终改造好整个国家。1920年11月，《越声》发刊词写道：“我们合作，向本乡努力；本乡底情形是素来明白的，努力起来，自然‘事半功倍’——这就是‘自治’：世界各部底人能各治各部底事，那是再好没有的了。”1920年12月创办于上海的《新安徽》发文提出，“要改造‘新中国’，就不能不从各省改造起”，而改造各省的办法就是实行各省的自治，只有实行了各省的自治，才算得“尊重民主政治之真谛”，才能够“巩固国家基础”，“一省改造，省省改造，联省宪法成立之日，即我中华民国改造大业成功之时”。1921年3月创刊于上海的《新四川》月刊刊文指出，“土地被督军割据，政治被官僚垄断，社会经济被资本家操纵，他们在在都起扼制平民的运动，若集全国的平民起来，与他们抵抗、奋斗，中国地方太大，人数太众，进行上不易收团结的效力”，于是，“我们是四川人，就以四川作‘策源地’，去改造那旧四川，建设我们理想的新四川，预备将来与我们全国的新地方结合”。1921年7月创办于济南的《新山东》杂志在宣言中主张“我们对于山东的政治，要收归我们山东人自己管理”，但又申明：“大家不要说我们只顾及到山东一域，眼光过于狭小，要知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迩，我们一方面建设新山东，一方面联合国内的同志，建设新中国。”1921年9月，《新海丰》发刊词也有类似表达：“有人说：君等用世界眼光，鼓吹新文化，无所谓国界的限别，‘新海丰’是限于地方主义的，何不名为新世界或新他处呢？这话是错的，我们做事，有一定的次序。大学说，‘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我们欲新他处，必先自新海丰始”，“因进化的阶级，是由近及远的。还有一层，我们是海丰人，生长于海丰，于地方的情形怎样，社会状况怎样，较他处为明白，是新海丰比新他处为容易些”。五四运动之后，各省“五四”知识精英如此一致地把改造地方、改造本省作为努力的目标，的确非常清晰地显现了一种不约而同的、退而求其次的国家改造的“战略退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