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知识精英的地方化，是指五四运动高潮消退后，知识精英从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和另一中心——上海逐步分散到全国各省区的历史过程。1919年下半年，随着五四运动高潮的退却，聚集在北京的以《新青年》《新潮》等为代表的“五四”知识精英包括一些青年学生及其“导师”开始“风流云散”，除学生领袖段锡朋、罗家伦、康白情等人赴美留学外，陈独秀出狱后去了上海，《新青年》杂志也随后迁沪，在北京和上海读书、参加五四运动的各省籍的青年学生也纷纷返回原籍。而与此同时，6月下旬以后，一波一波的各省来京请愿代表（多为各省的青年学生及省议会议员）和赴上海参加运动的各省学生代表陆续返回本省。他们的地方化和回归及其与当地知识精英的汇合，壮大了各地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力量，不仅推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各地的开展和深入，而且使各省区的“五四”社团得到进一步繁荣和发展，一些新的社团纷纷成立，原有的社团亦得到发展和壮大。1920年后，这些“五四”知识精英及其社团开始投入省自治和联省自治的宣传与鼓动，甚至有的“五四”社团以原有会员为基础组建起直接推动省自治和联省自治的组织，如湖南的新民学会会员发起建立的“湖南改造促进会”，就是当时推动“湖南自治”的一个重要组织。李维汉在《回忆新民学会》一文中对此写道：“张敬尧被逐出湖南后，进驻长沙的湖南军阀谭延闿、赵恒惕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发出一个宣布实行‘湖南自治’的通电，虚伪地表示要‘施行地方自治’、‘以湘政分之湘省全体人民’。”1920年4月，毛泽东“为驱张事从北京到上海时，就和彭璞等讨论过驱张之后如何在湖南造就一个比较好的政治环境，促进湖南向较好的方向发展，并曾拟过一个《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的文件，提出废除军阀统治，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要求。谭、赵通电的发布，带来一个复杂的局面。谭、赵以驱张实力派的身份顺利地取得了湖南全省的统治地位，好像理所当然地也取得了代表三千万湖南人民的发言权，这是一。一九一三年反袁独立失败以来，湖南人民受尽军阀战争和北洋军阀暴虐统治的痛苦，张敬尧赶走后，唯恐北军再来，于是，‘湘人治湘’的呼声四起。谭、赵举起的‘湖南自治’的旗帜，正是利用人民的这种愿望，这是二。谭、赵的‘以湘政分之湘省全体人民’的口号，本质是欺骗，但是为了装饰‘自治’门面，在民众压力下，也将不得不采取某些极为有限的民主措施，这是三。所有这些都表现出事情的两重性，新的军阀统治形式的矛盾性。面临这种复杂局面，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和方针来对待谭、赵提出的‘自治’呢？”对此，毛泽东“不赞成采取笼统的反对态度，也不赞成消极的抵制态度，而主张采取积极态度，参加到‘自治’运动中去，利用矛盾进行斗争，启发民众，揭露统治者，尽可能地争取扩大民主因素。新民学会会员们发起建立一个‘湖南改造促进会’，提倡‘湖南人民自决’，自下地发动争取真正‘民治’的群众运动，同谭延闿、赵恒惕的‘官治’相对立……赵恒惕赶走了谭延闿，独揽湖南政权之后，炮制了一个‘省宪法草案’，并于一九二二年一月正式公布施行。赵恒惕统治集团迫于民众自治运动和舆论的压力，不得不把某些资产阶级性的民主自由权利写进省宪里”，这部“省宪法”也被毛泽东和中共湖南党组织“作为进行合法斗争的武器”，但当时新民学会中也有会员对这类运动曾有怀疑，“认为我们既相信世界主义和根本改造，就无需顾及这些当前的问题”，毛泽东就此解释说：“类似驱张和自治运动，都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都不是我们的根本目的，它只是我们‘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但是它又是我们‘达到根本改造的一种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