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这种局限性还体现在五四运动的引领者和主体力量之一——知识精英对国家改造所抱持的态度、方向和路径选择等方面。在五四运动高潮尤其是直接目标实现后，人们发现这个新国家的问题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在整个国家和社会层面上，作为一个由新旧力量妥协而成、处处受制于列强的尚处幼年孱弱的“现代国家”，依然内外交困，问题成山。1919年9月，沈定一在为“问题研究会”起草的章程中所开列的该会“研究之问题”，仅国家和社会大问题，就列出了从第一项的“教育问题”一直到第71项的“联邦制应否施行问题”。所以，此时的“五四”知识精英，一方面固然有改造国家的喜悦感和成功感；另一方面，面对如此之大国又如此之繁多的问题，颇有受挫感和无力感。他们对国家改造显现了消极或积极的态度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同方向和路径选择。消极者对当时国家和社会的乱象感到无奈，因改造无方而感到悲观和气馁。1920年9月，费哲民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这样写道：“现在最足动人听闻的声浪，便是‘解放’和‘改造’这些名词。试问这些名词，这些声浪，时时在我们耳朵里经过，要说到底实践了多少，这个怀疑我实在解决不下。——新中国，新社会，固然很好，不道那背后的‘军阀’、‘政客’、‘官僚’，和那肮脏的空气，究竟用什么方法能够铲除这种障碍的东西呢？我说现在的国家，只有悲观，那里有乐观？现在的社会，只有黑暗，那里有光明？现在的小民，只有痛苦难堪，那里有享共和的幸福？我思量了一回，什么解放，什么改造，都觉得麻烦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