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五四运动对国家的改造的确是局部的、一定程度上的。关于这一点，1919年8月，高一涵曾在《民众运动的目的》一文中作出如此总结：“我国五四运动不用说是乘民治潮流而起的，不过据我个人观察，觉得很有几种缺点：（一）是消极的一时的运动，没有积极的、永久的要求。（二）是单反对政府和一时的外交政策，不是主张改革外交制度。（三）只想唤醒人民的自觉，不想得到法律上的保障。”应当说，这个总结基本是正确的，显现了作为政治运动的“五四”对国家改造的有限性。从前述陈独秀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中可以看出，后三项主张都涉及制度改革，但不是在外交制度上，且未能也不可能实现。所以，这种改造的目标及其成效的局限是一种历史的局限。1923年3月，邵力子撰文分析说：“五四运动和六三运动，在驱除曹陆章这一点，看似成功，其实是失败。如果那时北京政府顽强到底，始终庇护着曹章陆，不肯罢斥他们，我想推翻北京政府这个议案，早能在北京学生界提出，而全国知识阶级也早能实行合作了。”这是一种事后的可能性和或然性分析，更是一种期望，而在当时，就是如此，也只能如此，一次群众运动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其次，五四运动对国家改造的局限性，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则主要体现为五四运动在北京的退潮和空间转移。北京作为当时中国的首都和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决定了五四运动对“中央”和整个国家层面改造的成效在空间上自然集中于北京。但北京毕竟是北洋军阀统治的中心，统治力量最为集中，当运动的直接目标实现和皖系军阀加强控制与镇压后，五四运动在北京就呈现明显退潮之势，无论是文化运动还是政治运动都陷入了某种程度的沉寂。对此，鲁迅后来回忆说：“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二年这三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形。”但毫无疑问，这恰恰为五四运动在各地的继续和联省自治运动的兴起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