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以文化重构和政治参与的双重性格，确立了其在中国现代国家史上的独特地位。两个方面相互促进，思想文化运动催生了爱国政治运动，爱国政治运动则进一步推动了思想文化运动的发展和深化。两个方面及其互动共同彰显着五四运动对当时整个国家的改造。

（一）五四运动对“中央”和整个国家层面改造的努力及成效

从1919年5月4日开始的为期一年左右的爱国政治运动，以青年学生为先锋，以工农各界民众为主体，通过和平而又激烈的“直接行动”，实现了对中央政府和整个国家的某种改造，这是中国现代国家史上前所未有的成就。五四运动以“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为号召，以解决当时的国家外交问题为核心，在国家改造的意义上主要是对中央政府而言的。1919年6月9日，由陈独秀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对北京政府“提出最后最低要求”，包括“（1）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2）免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3）取消步兵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4）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5）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并警告指出：“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唯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对这样一个力图从多方面改造国家和中央政府的要求，北京政府虽然没有也不可能“照单全收”，但五四运动也的确取得了一定的实际效果。其一，迫使中央政府罢黜了负责对外事务的主要官员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钱能训内阁辞职，改组了政府，这是一种对国家机构实体和人员的直接改造。其二，一时扭转了国家的对外政策，使北京政府最终没有在和约上签字。对此，北京政府《对德和约中国专使拒绝签字之情形》写道：“自专使来电，对德草约于交还胶澳一层未能列入，全国舆论鼎沸，愤懑达于极点。各界合词请愿政府，对于和约毋得签字……政府以民意所在，既不敢轻为签字之主张，而国际地位所关，又不敢轻下不签字之断语……会巴黎方面各专使，亦迭接国内数十处去电，对于签字保留，一致呼吁，异常愤激。各使鉴于全国舆情，不敢拂逆众意，对于保留办法，坚持益力，顾会中仍不允认，于是不签字之局遂以实现。”这种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即时性扭转和改变，捍卫了国家主权，暂时解决了国家危机问题，实现了直接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