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两点实效初步实现了陈独秀在运动初期提出的“平民征服政府”的宗旨，这在中国现代国家史上是空前的。陈独秀由此将五四运动视为“国民运动的嚆矢”。1921年12月，梁启超也就此谈道：“‘五四运动’是民国史上值得特笔大书的一件事，因为他那热烈性和普遍性，的确是国民运动的标本。”

进一步而言，五四运动对国家的改造虽主要体现在扭转国家的对外政策方面，但这场“平民征服政府”的运动，却使北洋军阀统治的弱点得以充分暴露，权威尽失，直接导致了安福系政客集团和皖系军阀统治的崩溃，既给直系军阀问鼎中央政府的良机，也给地方军阀反对武力统一、维系自身统治创造了有利环境，更直接地催生了联省自治运动。从根本上说，皖系军阀并非被直系军阀武力所击败，实为五四运动掀起的政治风暴和文化风暴所摧垮。1920年8月，直皖战争皖系失败后，李大钊发表《要自由集合的国民大会》一文指出：“我们认定这次战争的胜利者，究竟是民众；这次战争的失败者，究竟是败于民众的面前。这次战争，完全是五四运动的精神动荡中的过程，也就是辛亥以还革命运动的持续，方将日进而未已，断断不可仅认作军阀自残的战争，没却自己的势力。”

所以，与其后的国民革命运动相联系，国民党政要黄季陆把五四运动看作“另一种形式的首都革命”，也是不无道理的。他说：“五四运动的真实意义是国民革命的发展和继续，是固蔽的思想、文化的突破！亦即是另一种形式的首都革命，把当日旧势力集中的北京沉闷的局势翻造过来，影响及于全国，使国民革命获得蓬勃便利的发展。”

（二）五四运动对国家改造的局限

五四运动对“中央”和整个国家层面改造的努力，虽然取得了上述成效，但如果将这些成效与当时国家与民族面临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困境相比，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