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者则仅对整个国家层面的改造感到无力和无奈，谋求退而求其次或另辟蹊径，当时的毛泽东就属于这种对国家改造退而求其次的积极者的代表。1920年6月，毛泽东发表《湖南人再进一步》一文，明确表达了在对整个国家改造无望的情况下而致力于改造地方（本省）的思想：“依我的观察，中国民治的总建设，二十年内完全无望。二十年只是准备期。准备不在别处，只在一省一省的人民各自先去整理解决（废督裁兵、教育实业）。假如这回湖南人做了一个头，陕西、福建、四川、安徽等有同样情形的省随其后，十几年二十年后，便可合起来得到全国的总解决了。”同月，他在《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一文中进一步指出：“以现状观察，中国二十年内无望民治之总建设。在此期内，湖南最好保境自治，划湖南为桃源，不知以外尚有他省，亦不知尚有中央政府，自处如一百年前北美诸州中之一州，自办教育，自兴产业，自筑铁路、汽车路，充分发挥湖南人之精神，造一种湖南文明于湖南领域之内。非欲自处于小部落也，吾人舍此无致力之所。中国四千年来之政治，皆空架子，大规模，大办法，结果外强中干，上实下虚，上冠冕堂皇，下无聊腐败。民国成立以来，名士伟人，大闹其宪法、国会、总统制、内阁制，结果只有愈闹愈糟。何者？建层楼于沙渚，不待建成而楼已倒矣。吾侪缩小范围，讲湖南自决自治，吾侪大胆昌言，湖南者湖南人之湖南也。”与当时的毛泽东相比，张东荪则属于国家改造的另辟蹊径者的代表。1920年12月，张东荪在致俞颂华的信中就表达了这种认识：“今当局不可恃，各界不可恃，则唯有约少数同志自办……弟以为苟此种人士而能多，各分头进行，既不问中央政治，复不问地方政治，亦不谭何种主义，行之数年以后，再谋大同盟，以商定一种具体之主义，不为迟也。”这也可以视为另一种更为极端且略显消极的退而求其次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