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退却”在本文中是一个借用的概念，它应属于军事学和战略学的概念。在军事上，它一般是指较大规模以上的军事力量在全局上处于劣势和不利地位时进行后撤的军事决策及其行动。在政治上，它可以是指大的政治主体尤其是政党和政府等当客观条件不具备或时机不成熟时，在无法直接达成总目标的情况下，采取迂回、分阶段或局部解决问题的总体的办法、举措及其过程。显然，这两个意义的“战略退却”都有顶层设计或者说就是顶层设计的结果。而本文所使用的“战略退却”，虽然大体上涵盖了这一概念上述的基本意义尤其是第二层面的意义，但并不指一种“顶层设计”，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一种“顶层设计”，而是指一种总体的趋势，一种知识精英和地方政治精英不约而同的选择和顺“势”而为以及在国家改造问题上不约而同地退而求其次，具体是指五四运动高潮退却的过程中一种自然的历史发展，即“五四”聚集起来的能量和精神以及对国家层面的改造努力也只能暂时到此为止的情况下，即继续努力也不会再有大的进展和目标的实现，这种能量和精神的释放，在较小的社会和政治空间内或许更易于见到实实在在的效果，而这些实在效果的累积才会使最终的总目标即国家和整个社会层面的改造得以实现。在“五四”的组织发动和思想传播的基础上，经过北京爱国运动的高潮和中心地位退去后，大家眼睛向下，把目光投向地方，寻求突破和实效。因为国家是由地方构成的，在国家层面无法继续实现的目标，或许在地方甚至也只有在地方才能实现。

“战略进攻”和“战略退却”就像潮汐一样，潮起潮落，一波接着一波，一波下去了，一波又起来了。在中国现代国家改造的意义上，五四运动和国民革命运动之间的联省自治运动恰好处于两个波峰中间，显现为一种“战略退却”。换言之，本文将从五四运动到联省自治运动所体现的国家改造走向地方的总体过程视为一种“战略退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