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此还应一提的是，美国哲学家杜威和英国哲学家罗素先后来华讲学，所传播的思想主要集中在民主与科学两大方面，与五四新文化的主要精神相一致。尤其是杜威，历时两年，足迹遍及十余省，大力宣传民治主义和教育思想等，演讲深入浅出，通俗易懂。1920年7月，他在《民治的意义》一文中说：“近今一般社会盛倡民治问题，诸君闻之想必疑为哲学上之问题，深邃而不易了解。其实不然，即就此尚友堂中所办理慈善卫生教育各项事业推之，即为民治。民治问题亦甚切近，并非高远难企者也。”可以说，这对当时中国社会尤其是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的思想影响也不容忽视。

这种观点和逻辑造成人们对省自治和联省自治的较为普遍的接纳和认同，改变了过去将联省自治与破坏统一画等号的简单化认知。1921年1月，邵力子在《都可作如是观》一文中即谓：“从前有人主张联邦制，一般人便哗然斥为破坏统一；现在讲联省自治，讲省自治根本法，讲省宪，听者也就不以为意，并且多认为促成统一的唯一途径。”可见，到这时，通过“五四”对“德谟克拉西”的广泛传播，尤其是将其与省自治、联省自治相联系，并视为省自治、联省自治的理论来源和内在支撑，“联省自治”才在中国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的观念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正当性，可以一时抵抗住来自传统大一统观的强大压力和否定，大张旗鼓、堂而皇之地鼓噪甚至进入实践层面。这与“五四”前因没有“德先生”广泛传播而导致联邦制的主张缺少正当性并被传统大一统观所打压直至销声匿迹的局面，形成了鲜明对照。因此，这正体现了五四运动与联省自治运动的历史连接和历史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