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客观上说，总体上还是五四时期中国政治和社会（地方）的结构使然。其一，在国家层面，一方面，尽管五四运动对以北洋派为主体的中央政府造成了很大冲击，暴露其对内保守和对外软弱，但北洋政府也不得不顺应民意，拒绝和约签字，罢免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使“五四”聚集起来的力量得到了相当释放；另一方面，在当时国内政治力量的格局中，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还处在革新和重组的伊始阶段，新的政治力量尤其是中国共产党还处在酝酿至多是刚刚诞生的状态，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原立宪派力量依然游移于北洋派和国民党之间，北洋派仍旧是当时国内最为集中和强大的力量，其他力量一时还难以撼动其统治地位。诚如蔡和森在1922年9月《统一、借债与国民党》一文中分析的那样：“中国现在政治问题，实在去真能解决之时还远，因为全部政权还在北洋军阀手里，北洋派的武力依旧是政治舞台上的主人。在这个时候谋政治上的统一，除彼此把他当作一种暂时的政策之外，真正的统一是不可能的。”同年9月，他又在《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一文中进一步指出：“十年以来的内乱与战争，既不是‘南’‘北’地域之争，又不是‘护法’与‘非法’之争，更不是‘统一’与‘分离’之争，乃是封建的旧支配阶级与新兴的革命阶级之争”，“只缘新旧支配阶级同时并立，旧势力反占优势而握得政权，所以元二年间总统制，内阁制，中央集权，地方分权，以及同意权之争，才成为北洋派与国民党爆裂的导火线。所以这些政制上的争执，不过为内乱的导火线而已，新旧势力之不能两立，才是内乱的真实根源”，“一切政治问题，不是创法改制可以解决的，换过说，就是非继续革命，完全打倒军阀，解除封建阶级的武装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