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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家”到“地方”:中国现代国家改造中的“战略退却”(26)

从客观上说,总体上还是五四时期中国政治和社会(地方)的结构使然。其一,在国家层面,一方面,尽管五四运动对以北洋派为主体的中央政府造成了很大冲击,暴露其对内保守和对外软弱,但北洋政府也不得不顺应民意,拒绝和约签字,罢免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使“五四”聚集起来的力量得到了相当释放;另一方面,在当时国内政治力量的格局中,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还处在革新和重组的伊始阶段,新的政治力量尤其是中国共产党还处在酝酿至多是刚刚诞生的状态,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原立宪派力量依然游移于北洋派和国民党之间,北洋派仍旧是当时国内最为集中和强大的力量,其他力量一时还难以撼动其统治地位。诚如蔡和森在1922年9月《统一、借债与国民党》一文中分析的那样:“中国现在政治问题,实在去真能解决之时还远,因为全部政权还在北洋军阀手里,北洋派的武力依旧是政治舞台上的主人。在这个时候谋政治上的统一,除彼此把他当作一种暂时的政策之外,真正的统一是不可能的。”同年9月,他又在《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一文中进一步指出:“十年以来的内乱与战争,既不是‘南’‘北’地域之争,又不是‘护法’与‘非法’之争,更不是‘统一’与‘分离’之争,乃是封建的旧支配阶级与新兴的革命阶级之争”,“只缘新旧支配阶级同时并立,旧势力反占优势而握得政权,所以元二年间总统制,内阁制,中央集权,地方分权,以及同意权之争,才成为北洋派与国民党爆裂的导火线。所以这些政制上的争执,不过为内乱的导火线而已,新旧势力之不能两立,才是内乱的真实根源”,“一切政治问题,不是创法改制可以解决的,换过说,就是非继续革命,完全打倒军阀,解除封建阶级的武装不能解决”。

关键词:战略退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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