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后知识精英的地方化和相关社会思潮的地方化及其与地方政治社会力量的进一步结合，加上民治主义的传播，最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一场无疾而终的联省自治运动。从联省自治运动的直接目标看，说它是无果之花也并不为过。如何在地方实行所谓民治，不仅在当时不具备基本的社会条件，而且设计一种什么样的制度能够有效运行，其实时人也不清楚，基本上还是作为观念上的想当然，或者是一味模仿。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历史条件以及内外部环境下，用民治主义改造国家不成，用民治主义改造地方也不成，但仍可以看作一种试验。这一步的失败是必然的。联省自治运动的无果而终，使“五四”知识精英加深了对中国社会和政治的认识。没有这一步，没有省自治、联省自治的破产，就不可能推动年轻知识分子从对地方官僚、军阀的某种幻想中解脱出来，没有这种进一步的觉醒，也就没有不断聚集于革命政党旗帜下的国民革命运动。1920年下半年，回川后的张澜推动熊克武实行地方自治，在给后者的一封信中，对省自治和联省自治后中国政治的演进作了非常清楚的预判：“民治之说日长，群众亦多觉悟，人民自决、省区自治之潮流，勃不可遏。窃计不出三年，中国必将起政治革命之大变，此军阀官僚之政府与人民将来之战争也。”国民革命不同于辛亥革命的最大之处就是工农大众的参与以及知识分子与工农的初步结合。吴玉章对此回忆说：“一九二〇年南方各省掀起的‘自治运动’的潮流，给我提供了初步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使我有了一个面对广大人民讲话的机会，使我把新近体会到的一些想法得以倾吐于广大人民之前，而且得到了热烈的反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收获。而且通过‘自治’的失败，使我又有了两个教训，第一是进一步体会到在军阀统治下毫无民主可言，要拯救中国，必须首先用武装的革命来推翻封建军阀统治。第二是自治联合会那种地域性的临时的组织及容易为敌人破坏，必须要有一个坚强的革命的战斗的组织，来领导革命。这时候我心里非常强烈地要求组织像布尔什维克那样的政党。其实恰恰在这个时候，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正在上海秘密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不过我远在被封锁的四川，并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