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四”到“联省”，也表明了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政治运动的中心由华北南移至华中和长江流域，并有进一步南移的趋势，显示了20年代前后中国政治变动的地域和空间特征，即从“五四”到“联省”再到国民革命是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在空间和地域上南向演进的路径。

从“五四”到“联省”，实现了中国现代国家改造由“战略进攻”到“战略退却”的演进，但无论“进攻”还是“退却”，都是对中国现代国家改造的不同尝试，这两种尝试都证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发动民众，不进行更高组织化的政党建设，进而通过政党组织和武装民众，是不可能最终实现国家的根本改造——“再造”或“重建”的。早在1917年4月，李大钊就在《中心势力创造论》一文中指出：“国家必有其中心势力，而后能收统一之效，促进化之机。否则，分崩离析，扰攘溃裂，无在不呈兀臬之象，久而久之，且濒于灭亡之运焉。”1923年5月，李大钊又撰文指出：“为了要进行举国上下的根本改造，光靠打倒军阀、埋葬政客这种表面上堂皇的口号，那是很不可靠的事情，而且也是非常危险的。这种根本性的改造，无论哪个国家都必须有其中心不可，我们首先要创造出作为中心的东西，然后再采取进行改造的程序才可以，单单凭靠堂皇的口号，是为真正的行动家所不取的。”这种和平的根本改造国家的尝试，是“五四”传播的民主思想的一种实践。正因联省自治运动试验的失败，才有了国民党的改组和中国共产党对发动和组织工农的进一步重视。中国政治问题从地方是“统”不起来的，必须是纵向的，而不是横向的。解决中国政治的全局问题，首先在于纵向轴的努力和建设，尤其是社会中心力量即中心主义政党的建设和锻造。在中国现代国家初创和改造或“再造”和“重建”的整个过程中，都得主要从纵向轴去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