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嘉庆皇帝对兵部大印失窃案是怎么处理的？
清朝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三月初八日，嘉庆皇帝从北京出发前往清东陵拜谒乾隆皇帝的陵寝。走到汤山行宫的时候，突然接到兵部的奏报，说“行印”丢失了。按照清朝的制度，各部都有两枚大印。一枚称为“堂印”，在衙门办公时使用，一枚称为“行印”，随皇帝出巡时使用。兵部“行印”有调动军队、撤换将领、批发军需之权，竟然丢失，嘉庆皇帝自然十分恼怒。
图注：嘉庆皇帝画像
据当时奏报，三月初七日兵部负责看管大印的吏员鲍干去取“行印”时，发现印匣中并没有行印，于是赶紧上报。兵书尚书和兵部的一干人等找一天一夜也没找到，才不得不向皇帝报告。嘉庆皇帝立刻下令，将兵部负责看管藏印库房的人员监押审讯，涉案官员分别降级处理，同时命庄亲王绵课主审此案，大学士曹振镛、吏部尚书英和作为副审，刑部左侍郎王鼎也全程参与。
图注：曹振镛画像
四月初，嘉庆皇帝谒陵回京，此时距离案件发生已经过去约一个月，而绵课等人的审讯却毫无头绪。嘉庆皇帝严厉斥责绵课、曹振镛、英和等人，并将他们和刑部堂官均罚俸半年，承审此案的其他人员罚俸一年。要求绵课、曹振镛、英和等从次日起，每天必须赴刑部审案，不许拖沓懈怠。蹊跷的是，绵课等人并没有积极审理案件，反而于四月十七日上奏，请求对自己议处，实际上是想让皇帝另派他人审理。
嘉庆皇帝更加生气，再次训斥绵课等人，将绵课、英和等先行拔去花翎，曹振镛降为二品顶戴，王鼎降为三品顶戴，要求到五月初五日必须破案。绵课等人意识到，如果再拖延推诿，恐怕会出现更严重的后果，于是开始严加审讯。到四月二十六日，案件终于告破。
原来，兵部的“行印”早在上一年“木兰秋狝”的时候就已经丢失。嘉庆二十四年（公元1819年）八月二十八日，负责保管兵部“行印”的书吏俞辉庭，因在账中熟睡，以致“行印”被人偷走。俞辉庭当时并未报告，反而给备用印匣加封，冒充真印匣。回京后，俞辉庭贿赂兵部吏员鲍干，把备用印匣当作真印接收。兵部值班人官也没有开匣验视，糊里糊涂就入了库。半年后要用行印，鲍干又买通人员，在库房制造一些痕迹，做成“行印”被窃的样子。
嘉庆皇帝得知案件真相后，派人在上一年“木兰秋狝”的路上明察暗访，最终还是一无所获。无奈之下，只得让兵部重新铸一枚“行印”，与丢失的那枚有所区别，以防造成更严重的后果。铸造费用由兵部尚书和兵部侍郎承担。兵部的官员，分别受到降级、枷号、流放等处理。
这一次兵部大印失窃案，主审官员推诿拖沓、不愿担责，涉案人员编造谎言、串通作弊。作为九五之尊的嘉庆皇帝也只能草草处理。这充分暴露了清朝官僚机器的锈蚀程度，这个王朝也不可避免地衰落下去。
1816年，也就是清朝的嘉庆二十一年，一支来自英国的外交使团不远万里之遥，来到了北京，给嘉庆皇帝“送礼”。俗话说“伸手不打送礼人”，但嘉庆皇帝却龙颜大怒，将英国使者赶走。
历史上皇帝的禅让，绝大多数是出于形势所迫，并非自愿。而乾隆禅让给嘉庆，主动和被动的成分都有在里面，这导致了乾隆禅让后依然由太上皇把持权柄，而嘉庆皇帝形同傀儡的一个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