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六年（1751年）八月，乾隆在批阅奏折时，发现云贵总督硕色的密折中另夹了一纸奏稿。打开一看，乾隆顿时气得脸都白了，当即令各军机大臣速来议事。
原来，硕色在密折中报告说，贵州古州镇总兵宋密收到驻安顺府提塘官吴士周的一份急件，其中夹有一份署名工部尚书孙嘉淦所写的奇怪奏稿。
让乾隆生气的是，奏稿之上竟然还带有“自己”的御批。
毫无疑问，乾隆御批是伪造的，这份所谓“奏稿”也是托名之作。
乾隆皇帝
那么，问题又来了，这份伪稿说了什么？为什么要假借时任工部尚书、署翰林院掌院学士的孙嘉淦的名义？伪稿的真正作者又是谁？
这里先简单介绍下孙嘉淦的情况。
孙嘉淦，山西兴县人，其弟兄四人，三人为进士，家门荣耀，一时罕见。
康熙五十二年，孙嘉淦在乡试、会试中连捷，后点庶吉士、入翰林院，年仅三十。
雍正即位后，孙嘉淦上疏言三事：请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一时惹得雍正龙颜大怒，所幸当时有大学士朱轼为其做保，孙嘉淦这才免于灭顶之灾。
此后，孙嘉淦“敢谏”之名，播于天下。
大概因为第一印象不好，孙嘉淦在雍正朝的仕途几起几落，并不是很顺利。
雍正十年，时为国子监祭酒的孙嘉淦因引见教习人员而与雍正发生冲突，后被革职发往银库效力。两年后，孙嘉淦出任河东盐政，虽然工作卓有成效，但并不得志。
乾隆继位后，孙嘉淦被特召入京，授吏部右侍郎，不久又晋升为都察院左都御史。
这时，孙嘉淦“好谏”的毛病又犯了，他上了一道直指帝王弊病的《三习一弊疏》，其中大意是：
人君“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
这三种习惯形成后，就会产生“喜小人而厌君子”的弊病，由此“黑白可以变色，东西可以易位。”
雍正留给乾隆的这个辅政大臣叫张廷玉。张廷玉出身于书香世家，是大学士张英的次子。在康熙年间参加科考入翰林院，后被调到南书房给康熙做秘书工作。康熙死后，张廷玉的新领导雍正尤其看重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