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有句外交名言：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李鸿章后来总结道：“国际上没有外交，全在自己立地，譬如交友，彼此皆有相当的资格，我要联络他，他也要联络我，然后够得上交字，若自己一无地位，专欲仰仗他人帮忙，即有七口八舌，亦复无济于事。”

1879年，美国总统格兰特卸任后访问中国，恭亲王与李鸿章代表中国政府，格兰特就琉球问题在中日之间进行调停，但被日本政府婉拒。美国的调停失败后，格兰特总统给李鸿章先后写了两封信，通报调停的细节，主题就是与其拜托美利坚，不如拜托自己。格兰特写道：“日本数年来采用西法，始能自立，无论何国再想强迫胁制立约，彼绝不甘受。日本既能如此，中国亦有此权力。我甚盼中国自强。”

而他的助手杨格更为直接，在写给李鸿章的信中说道：“中国若不自强，外人必易生心欺侮。在日本人心中，每视中国懦弱，为所求无不遂者，彼看不起中国，则无事不可做。日本以为不但琉球可并，即台湾暨各属地动兵侵占，中国亦不过以笔墨口舌支吾而已⋯⋯中国如愿真心与日本和好，不在条约而在自强，盖条约可不照办，自强则不敢生心矣！”他更指出：“中国之大害，在弱之一字，我心甚敬爱中国，实盼望中国用好法，除弊兴利，勉力自强，成为天下第一大国，谁能侮之？”

梁启超有进一步的阐述：“夫手段狡狯，非外交家之恶德。各国并立；生存竞争，惟利是视。故西哲常言个人有道德，而国家无道德⋯⋯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或许正是近代中日外交分野的深层根源所在。其实，纵观史上强国，无一不是对内君子、对外痞子。倘或颠倒过来，一个对内痞子的国家，则对外无论做君子、痞子都是末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