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在《南京囚居回忆》一文中对被捕的经过作了如下详实的记述：

“突然听到楼梯上响着杂乱的步履声，我立刻意识到：不好了！门‘砰’地一声被推开了，三个陌生人同时挤了进来，我明白了，潘梓年也明白了。我们都静静地不说话。”

过了一会，丁玲猛然见到了冯达。

“他一看见我和潘梓年，猛地一惊，然后就低下了头，好像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潘梓年，他木然地、无神地往床头一坐，我立刻就站起来走到立柜边去了。我瞪着他，他呆若木鸡。我心里想，难道是他出卖了我们？！”

接着，丁玲和潘梓年被带走了。第二天，丁玲便和冯达一起，被押上了火车，前往南京，开始了她的一段特殊生活——“三年囚居”生涯。也就是这三年囚居，给她后来的一生带来了极大的麻烦和痛苦。

周恩来和丁玲

五十年后，丁玲和沈醉这对“冤家”又聚到了一起，只是由敌变成了友

１９８３年霜秋，北京西郊漫山遍野的黄栌树，展桠舒枝，迎风饮露，叶焕丹红，如火似锦。

此时，北京太平桥大街全国政协礼堂的一个会议室气氛热烈，文化组的政协委员们在学习讨论《邓小平文选》。这次学习编组，也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历史的必然，丁玲与她五十年前的死对头沈醉安排在同一个组，并由丁玲担任组长，所以在这次学习中，这对昔日的“冤家”相遇、相识了，以至发展到后来的书信交往。

为了引导学习，在小组讨论时，丁玲第一个发言。她思路开阔，很健谈。丁玲联系自己的身世经历，来论证三中全会方针政策的正确和伟大。她动情地说：“要不是三中全会，要不是邓小平、胡耀邦出来主持工作，大胆地拨乱反正，我们可能要右派到底，这辈子没有出头之日，没有申冤的机会，所以，我感谢党，感谢三中全会的英明决策。”最后，她颇有感触地说：“我最近看了一本书，是沈醉写的《我这三十年》。这本书写得好，写得很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