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雄回忆录》中关于送情报的说法是：“由项与年同志将此全部绝密文件带到南昌我司令部后方办事处。在那里将文件的主要部分用薄纱纸密写抄录，然后由地下党同志藏在鞋底，化装成老百姓千方百计地送上瑞金。同时，他们又发电报给党中央，将庐山会议制定的‘铁桶围剿’计划这一绝密情报向党中央汇报了。”

李克农之子李力在《怀念家父李克农》一书中的说法是：“并由项与年兼程送交南昌丘吉夫负责的秘密联络点，再由交通连夜送往瑞金。”

这些描述存在细节差异，但都暗示了情报的紧迫和送情报沿途的凶险：层层叠叠的铁丝网和堡垒，以及潜藏在后面的死亡威胁。

项与年的孙女项小米(长篇小说《英雄无语》的作者)近日告诉南都记者，习仲勋的说法应该更准确，“莫雄当时只负责将情报交给了地下党，具体是谁送的，送到哪儿，怎么送的，当时也不可能告诉莫雄。”项小米认为，特科人员并没有通过电报形式将情报送出去，“因为这个情报太重要了，如果通过情报，我军可以破译国民党的电报，国民党也可以破译我军的电报，当时红军武器装备等等什么都不如国民党，惟独在密码破译这一点上，略胜国民党一筹，但国民党军的情报工作也不是吃素的，通过电报传递如此重要的情报，太冒险了，同时有可能暴露莫雄，所以当时卢志英和项与年等决定，必须亲送。”

当时，共产党的情报工作已经处于十分危险和不利的阶段。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后，依靠上海中央局同共产国际联系。从1934年3月到1935年2月，上海中央局遭到六次大破坏。1934年10月，上海中央局的电台被破坏，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联系中断。

在传送情报的过程中，所幸没有出现疏漏。莫雄后来回忆了当时的险情：“蒋介石在围剿计划泄露后也没有向下追查，否则查到我身上，要我拿出那些文件来，我将必死无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