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红军长征的设想和准备，并不是得到这封情报才产生的。

早在1934年4月底广昌失守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就考虑中央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的问题。伍修权回忆：“一九三四年春，李德就曾同博古说，要准备作一次战略大转移。不过那时根本没有打算走那么远，也没有说是什么长征，只准备到湘鄂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大约在长征开始的半年前，就进行了各项准备工作。”

据李德回忆，1934年5月，他受中央委托草拟的三个月的季度计划中，就包括了“主力部队准备突破封锁”这个观点。1934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决定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并将决定报共产国际批准。随后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三人团”，负责筹备领导战略转移。但在当时，战略转移的决定并没有执行，红军仍在同国民党军鏖战。同年8月，战略转移的直接准备开始。

收到情报，“中央领导成员暗自吃惊”

莫雄的情报并不是红军长征前接到的唯一重要情报。

李德的《中国纪事》记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批准的8月计划，预定红军突围日期是10月底11月初：“因为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蒋介石企图在这期间集中力量发动新的进攻，突围的日期选择在这时，必然会使敌人扑个空。”李德的回忆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就是在大约不迟于8月份时，中共中央收到一封足以影响长征决策的重要情报。

原赣州市委党史办副主任凌步机(中央苏区研究学者)曾提到，对长征计划提前实施起到重要作用的，是红军总参谋部情报人员破译了国民党军队的电报，获得了敌人向中央苏区腹地发起总攻部署的情报。(《我的长征：亲历者口述实录》，上海三联书店，第227页)近日，凌步机告诉南都记者：“红军总参谋部情报人员破译了国民党军队的电报，时间大约在8月底。莫雄提供重要情报一事可以肯定，但这封情报是否对红军长征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值得商榷。因为红军当时的情报来源是多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