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波别院的资料中记录，在1895年1月之前，设在该寺的战俘营共羁押了232名中国军人，其中5人病死，大约就是杨永宽、吕文凤、刘起得、西方诊和李金福。在东北战场被俘的刘汉中因为送至日本的时间较晚，在档案中未有记录。

这6名葬身异国的中国军人中，名叫吕文凤的被俘时间最早，当时甲午战争尚未正式爆发。吕文凤被俘前是中国驻朝鲜首都汉城电报局的一名巡查军官，推测是1894年7月23日日军占领汉城王宫的当天，在日军夺取汉城电报局时被俘虏，而我们到达他的墓前的日子恰是2010年的7月23日。

6人中官职最高的是在东北战场被俘的五品衔骑兵军官刘汉中。根据墓地管理方的记录，这位中国军官在日本临终之际，主动要求日方在自己的墓碑上刻上详细官职，或许他是想着会有一天凭着这些碑文，能被家人、战友们寻找到。

6人中姓名最奇特的是叫做西方诊的战俘，这个名字明显不是正常的中国人姓名，我们推测他和刘汉中的情况相反，这是一位刻意隐去了自己真实姓名的中国军人。

令人唏嘘的是，6座难友的墓散落在3处，其中5座根据遗愿，墓碑都面朝着西方，朝着他们永远回不去的家的方向。惟有战俘杨永宽的墓背向而立，仿佛表示自己对临死时身份的羞耻，无颜见江东父老。

我们依次在这些墓前摆上鲜花，拂去蛛尘，默默祷念。萨苏说这是百余年来第一次有人专门从中国到这里祭奠他们。在完成了对墓碑的逐一拓印、测量，以及绘制墓地布局等基础调查工作时，已经是正午。

当要和这些长眠异国的中国军人告别时，我却感觉怎样也无法挪动脚步。那感觉像是和失散许久的亲人意外相逢，又要立刻分手时的难割难舍、咫尺天涯。紧邻着中国战俘杨永宽的墓，在墓园角落里有个小小的神社，供奉庇护亡者的地藏菩萨。我不由自主地走了进去，在神像前合十默念，祈望庇护这些继续留在异国土地上的中国灵魂得到安息。

在我们完成了在日本九州、本州等地的考察，带着收集的大量资料离去后，过了一月，萨苏先生和《国家地理》杂志摄影师娄林伟再度来到这块墓地。娄林伟专门从祖国带了一瓶酒，将家乡的酒祭洒在这些被遗忘了一个多世纪、回不去故乡的中国军人墓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