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此糟糕的后勤之下，想让军队打赢硬仗、恶仗的确是勉为其难。清军的后勤之所以如此糟糕，跟后勤统筹组织调度不力、缺少有效的机构体系支撑有莫大的关系。在战前爆发之前，李鸿章对日本一意发动战争的狼子野心估计不足，寄希望于与日本同为一丘之貉的列强英、美、德、俄调停，对后勤工作未作通盘的筹划准备。

中日开战不久，进驻朝鲜的清军所携粮饷弹药不足，各军保障途径不一，不相接济，后续转运保障紊乱的情况就暴露了出来。后来虽经清廷着力补救，设立了统一的全军后勤部门和前敌后勤保障部门，任命派遣干员盛宣怀、周馥、袁世凯专门负责，并于后方至前线沿途设立兵站转运保障，但是关键之战平壤之战此时已经打输了。

清军各勇营本来设有用于后勤的长夫，但是为了节省粮饷，出征朝鲜的各军大多没有携带长夫。结果清军不得不抽出本来相对日军就不占优势的作战兵力负责繁杂的后勤事务，进一步分散了力量。

以现代的眼光来看，清军后勤还有一个特别不合理的地方，那就是战斗负伤竟然需要自费治疗。如此不近情理的卫生医疗制度，对兵心士气的掣肘制约可想而知。日军则因为后勤保障体制近代化，保障机构体系完备，保障力量充足，组织调度有力，虽然远离本土作战，但是对于清军，仍占尽了后勤优势。

日军师团下面编有工兵、弹药、辎重大队负责工程作业、军械、给养等事务，卫生队负责战地医疗救护，在军一级则设立兵站部统一负责全军的后勤保障。除编设专职机构和人员负责后勤事务，日军还征用了多达15万人，不占军队编制的军夫负责粮秣转运、工事构筑、桥梁架设等后勤事务，使野战部队能够集中精力作战。

甲午战前约三十年，日本与清朝各自进行了旨在富国强军的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在历史的长河中，三十年不过是短短的一瞬，但这足以让一个国家、一支军队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在文明高速发展的时代尤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