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对人的生物学特性不感兴趣。相反，他把人的类本质分为两个方面。首先，我们已经知道劳动，或更准确地讲，社会生产活动是那种独特的人的活动。当然，其他的动物也会生产。河狸筑坝，蜜蜂造巢。但马克思指出，人类能自由地生产，因为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和意识，以精细和始料未及的方式生产。人类可以生产的东西的范围没有限制。但在资本主义底下，很少有人能享受到他们类本质的这一方面。我们不是在生产中表达我们的本质，而是机械、重复地生产。这不是享受，而是折磨：

一个工人在一昼夜中有12个小时在织布、纺纱、钻孔、研磨、建筑、挖掘、打石子、搬运重物等等，他能不能认为这12小时的织布、纺纱、钻孔、研磨、建筑、挖掘、打石子是他的生活的表现，是他的生活呢？恰恰相反，对于他来说，在这种活动停止以后，当他坐在饭桌旁，站在酒店柜台前，睡在床上的时候，生活才算开始。（《选集》第1卷，第336页）

根据马克思的论述，我们的类存在的第二个方面出现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另一个条目中，这次是在第六条，其中说道：“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选集》第1卷，第60页）我理解这意指人类正在参与巨大的、极其复杂的劳动分工，这种分工超出了狭义上所谓生产的范围。我们的艺术和文化成就，我们的物质进步，都依赖于将全球各地和整个人类历史都囊括在内的合作。举一个人们熟悉的例子，据说世界上可能没人能独自做出一支简单的铅笔。它涉及很多不同的技术和关于不同材料的知识，以至于我们任何人都无法独自生产它。

因而，尽管我们自己很少想到这一点，但来自另一个星球的造访者会发现，人类参与到了一个巨大的合作计划中，制造被全世界使用的物品，而这又建基于多年积累的共同知识。在任何一天，一个特定的个人都可能使用或消费那些最终可能需要其他数百万人生产的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