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的平叛，其实是依托西北方面的安西、北庭、河西、陇右和朔方六镇（四川的剑南节度使因征南诏实力大损），扑灭东北方向的范阳、平卢和河东节度使的一部（大同军等），而非中央军的平叛。

其中最为强大和重要的就是朔方军，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恩都起自朔方，而长期的平叛战争，让唐朝不堪重负，只能对河北地区的河朔三镇采取姑息策略，从辽东渡海而来的平卢军也占据了山东半岛的一部分，这就形成了区域性的“割据”。

为了控扼和统一，从“姑息”的代宗皇帝到“刚勇”的德宗皇帝搞了一次大转弯，德宗皇帝的削藩大计，先把尾大不掉的朔方军拆分，又组建新军“神策军”主导对河北的讨伐，结果，河朔三镇是平一节度使，立一新藩镇。

平叛战争的巨大负担又促成了其他军镇的反叛，最终连长安都丢掉了。

之所以如此，很多人认为是德宗的平叛战争太过操切，其实没有考虑到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唐代的军将，其实已经形成了独立的“利益集团”，他们的饭碗和出身、富贵，全都系于军籍，削藩的结果必然是裁军，而士兵们决不允许自己的立身之本丧失掉。

唯一能够和这种“阶层自觉”对抗的就是大唐天子的“厚赏”，但是，唐代脆弱的税收体系，实际上是系于漕运一身，中央能够掌握的财富，只有淮南、江南、山南、剑南等地，以及部分关中地区，根本不足以“买回”占据天下财富1/3的河北道地区的士兵的忠诚。

河朔三镇的军将集团，很容易发现，保持割据的成本收益远远大于归顺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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