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哪怕是在唐宪宗的元和年间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各地方藩镇的士兵仍然需要朝廷供养和重赏笼络，等到这位靠着祖父德宗皇帝没皮没脸地向方镇索贿（所谓进奉、羡余）攒下家底平叛的“雄主”死去，唐穆宗长庆年间，刚刚举起裁军的大旗，河朔三镇就再次反叛。

到了这个时候，《供军图》显示，唐朝职业军人已经达到99万人，是开元天宝年间的2倍左右。

自此之后，对于藩镇，唐朝只能采取了类似于“推恩令”的手段，通过扩大节度使“支郡”权力，即非节度使治所的辖区州郡的权力，让“镇”下有“镇”，上下牵制。

可以说，唐朝中央可用的手段也不过如此了。

一直混到黄巢起义，席卷的起义军将武力急剧退化衰落的中原藩镇打得屁滚尿流（按照北大陆扬的说法，此时的藩镇镇将已经“文官化”，或者本身就是唐廷派出的文官，再不复当年的“骄悍”之态），唐朝朝廷彻底失去藩屏，最后的一点点实力也烟消云散了。

综上所述，并不是说唐朝皇帝不想撤藩镇，而是撤了藩镇，数以百万计的职业兵无处安置，反倒失去了约束，与其如此，还不如以藩镇牵制藩镇，形成一定程度的平衡，保护唐朝朝廷作为最大的“藩镇”和拥有“大义名分”的朝廷继续存在下去。

只不过，这种“混日子”的统治，看着岁月静好，却最经不起外力的摧折，一个窟窿捅下去，跟着倒下的可能是一面墙，甚至是整间破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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