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号称雄才大略，也非常担心传染天花，他喜欢在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接见蒙古王公，原因有三：第一，那里距离蒙古更近，便于接见；第二，那里可以避暑，满洲人畏热，在承德过夏天等于到了天堂；第三，承德地广人稀，蚊虫稀少，泉水不受污染，不像北京城那么容易传染瘟疫。但即便到了承德，乾隆还是不敢接见那些没有出过天花的蒙古王公，他有一道圣旨写道：“如本身未能确知出痘之王公台吉等，俱不可来此，若欲瞻仰朕颜，于朕出哨之时，行围之所，亦得瞻仰。”如果哪个王公不能确定自己是否出过天花，千万不要来承德见驾，如果想瞻仰朕的容颜，可以在朕出去打猎的时候，站得远远地观赏。

在瘟疫隔离这方面做得最尽心的朝代还数宋朝

在瘟疫面前，所有人都应该是平等的，都应该享有保护和医治的权利。顺治驱逐潜在的感染者，乾隆拒绝接见没出过天花的王公大臣，做法都非常自私，都只考虑他们自己的安全，不顾别人的死活。正确的、科学的、合乎人道的做法，应该是动用国家机器，动员国家力量，将感染者进行安全隔离和悉心救治。

康熙年间，有一个名叫赵开心的御史，给康熙提建议：“有司奉行不善，露宿流离，稚弱多饥馑……东西南北，各有一村令其聚处，有抛弃男女者，该管官严加责治。”城中居民得了瘟疫，往常只驱逐、不救助，逼得人家露宿在外，儿女无人照顾，饱受饥寒之苦。以后应该在京城四郊各划出一个村庄，让感染者集中居住，官府给予补贴，如果有人抛弃儿女，则由官府严加惩办。康熙从善如流，听取了这个建议，但是官府财力有限，基层官员执行力又太差，只搞了一年就不搞了。康熙以后，京城再闹瘟疫，朝廷还是老办法：强制驱逐，任由感染者自生自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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