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那么多王朝，在瘟疫隔离这方面做得最尽心的朝代，还是宋朝。从北宋后期开始，各个州府都设有“居养院”和“贫济坊”，这是官办的慈善机构，平常用来救助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孤苦无依的老人和弃儿，瘟疫暴发时，则被用来隔离感染者。不过宋朝财政开支巨大，地方官府常常入不敷出，各地居养院和贫济坊的管理有好有坏，基层官吏上下其手，挪用善款，甚至虚报救助名单、冒领国家补贴，往往是该救助的穷人得不到救助，该隔离的感染者没有地方隔离。

至于民间自发的隔离，在古代中国其实也是相对少见的。首先，古人医疗观念落后，除非瘟疫特别严重，传染性和致死率特别惊人，否则绝大多数老百姓都认识不到隔离的重要性；其次，汉代以后儒家文化独占鳌头，孝道被抬高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父母染上瘟疫，儿女如果敢于将父母隔离起来，轻则会受到邻里的批判，重则会受到官府的严惩。“二十四孝”那些孝亲之法，例如割下自己的肉喂父母吃、品尝父母的排泄物，在魏晋以后都被全社会奉为典范，疫情越严重，愚孝者越有可能这样做，不但无助于亲人的健康，还极有可能加快瘟疫的传播速度。

清朝末年，一个旅居香港的法国医生这样评价我们的国民：“他们养成了愚昧的不卫生的习惯，从婴儿时代起就群居混处，不了解隔离的必要……”这种评价虽然尖刻，但也不是完全背离事实。

民国的理发店员戴口罩“十有九位都戴在了下巴上”

在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覆灭以后，民国时代来临了，西方科学和医疗文明传入中国，被一些有识之士宣传普及，被报刊反复报道，也被官方强行推广。

1928年春天，北京几所小学传染猩红热，卫生局、教育局和学校都没有采取任何手段，一个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学生家长上书当局：“须知隔离为肃清时疫之最要条件，各学校如有传染病发生，当即从事隔离，禁止病童入校，以减少其他儿童感染之机会，而易收预防之功。”这个家长还说：“须知传染途径不必皆由患者直接传播而来，曾与患者共同居处之人亦有传播病菌之能力，故不仅隔离病童，其共同居处之兄弟姊妹亦当禁止入校。”最后该家长还向当局科普了几种常见传染病的潜伏期：“白喉一至七天，猩红热二至十二天，天花七至十五天，麻疹四至十九天，当俟病童最长之潜伏期过后，方可准其入校。入校前须呈请医师证明，方可定其回校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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